人類世的博物館 | 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頁11-42 11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Donato BERGANDI 摘要 環境公共政策蒙受政商高層間的互通聲氣所害。遊走各國的高官巨賈處理環境問 題時,往往枉顧政治哲學,沆瀣一氣,我行我素。這些少數階層所採取的永續發展模 式,反映出以人為中心的功利觀點。尤有甚者,在這個模式中,生物多樣性的主要意 義,僅僅是為了保全自然資源供人類所用。因此,要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真 正有助於人類社會發展,政治和道德雙管齊下的變革已刻不容緩。 1 2014 16 1 http://ethiquepublique. revues.org/1364 2 1 2 12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Résumés Donato BERGANDI Les pol i t iques publ iques envi ronnementales souff rent des effets néfastes d'une entente tacite entre élites politiques et élites économiques. Indépendamment des références philosophico-politiques, une caste oligarchique politico-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gère, de manière substantiellement unitaire et tendanciellement autocratique, les affaires environnementales selon le modèl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matérialisation d'une perspective utilitariste, anthropocentrique et ressourciste qui, essentiellement, considère que la biodiversité n'est rien d'autre qu'une réserve de ressources naturelles à la disposition de l'humanité. Désormais, une double transition éthique et politique est nécessaire pour préserver l'intégrité des systèmes naturels et pour soutenir le développement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3 Donato Bergandi, «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 Éthique publique [En ligne], vol. 16, n° 1 | 2014, mis en ligne le 22 août 2014, consulté le 08 janvier 2015. URL : http://ethiquepublique.revues.org/1364 ; DOI : 10.4000/ethiquepublique.1364 4 Professeur,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Paris. 4 3 13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種姓:擁有特權且心理上自外於眾人的特殊群體。(Caste: Groupe qui se distingue par ses privilèges et son esprit d'exclusive à l'égard de toute personne qui n'appartient pas au groupe.) (Larousse) 長久以來,宗教領袖、王公氏族、軍事強人、政商權貴先後藉神之名,民族之名, 或晚近的民權或民主等崇高抽象的理想為名,統治社會。 歷史更迭,生活條件變遷,君主、王公、祭司不再蔑視百姓這個散亂、原始、鄙 陋的群體。然而,古代對民意的枉顧並未因現代代議制民主的出現而中止,只不過改 以更符合現代世界的形式留存下來,神奇地變成政治人物藉全民普選和主權在民,而 公開(有時甚至粗暴地)展現出對民意的尊重。人民與權貴間的從屬關係不但並未就 此消失,反而變成大眾有意識地同意將權力委託菁英。 代議制民主不等於民主。代議制僅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可能形式。直接民主或參與 式民主(即協商式民主)等其他民主型式,皆為社會政治發展的可能選項。 源起於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嶄新的思維、說話、行動方式,掀起文化與政治革 命。公元前 508至 322年間,雅典人反抗斯巴達所支持的寡頭政權,奠定了民主肇建 的基礎。民主是「 」(Ober,1996:19頁起)。雅典民主 乃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模式是不透過政治菁英代理,而由全體公民直接參與國家法律 決議的一種政治制度。 參與式民主往往以介於直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間的新興代議制民主形態呈現。參 與式民主的模式深受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1981)的溝通行動理論影響。這套 理論在同一個框架中解釋文化、社會、心理進程間的消長,是哈伯瑪斯社會理論的基 礎。溝通行為在社會合作脈絡中表述,具有相互理解、社會融合、個體人格形成等社 會功能,並能藉以在認知、倫理、政治上,達成「出於理性的共識」。哈伯瑪斯的語 言與社會互動理論,核心概念是面臨困境的社會成員,只要本著不計個人成敗的溝通 態度,以互相理解為目標,就能成功達成「預期」的共識。 哈伯瑪斯 (1996)正是在此基礎上,架構出審議式政治決策程序的社會溝通系統, 使輿論和理性政治意向得以在個人及群體間形成。哈伯馬斯發現,民主程序的基礎原 則是人人利益皆獲平等考量,及經公民全體在審議基礎上依立法程序「同意」後,民 主正當性才具法律地位。這種參與式民主模式的核心中,介於中心(由公民選出的治 14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理代表)與外環(公民社會)間存在著所謂的「溝通緊繃」。哈伯瑪斯所架構的審議 式政治模型,圍繞著「公共領域」對掌有最終定奪權的政治權威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上。 「公共領域」是公民社會成員為主張自身利益、價值觀、政治選擇,進而對且有決策 權的政治權威發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而經民眾集會中各種形式的溝通討論後形成的 集合體。民意代表和公民社會間的溝通關係應能達生「政治上的和諧」,得以為彼此 共同的利益作出具可行性的理性決定 5。 為什麼在分析全球性區域規劃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的公共政策時,要講到民主治理 的結構和程序呢?一方面是由於政治菁英將自己的正當性建立全民普選上,另一方面 則是由於依據民主憲法人民選出的代表,「負有責任」要實現投票支持的選民所想要 和需要的公共政策。涉及環境問題時尤其如此。根據定義,環境是不得供私人經濟集 團或個人獨享的「公共財」(空氣、水、土壤、環境調節程序、生物多樣性經營管理 等)。 以環境危機的不同面向作為分析對象的人文與自然科學觀察家,負有科學、道德、 政治上的義務要讓大家知道,不論在各國國內和國際上,現行代議制民主發展趨勢已 走入窮途末路:政界領袖和富商巨賈間自成獨一無二的政商階級或種姓,他們的行為 邏輯和目標往往與民意和公眾利益背道而馳,且與生物圈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相牴 觸。 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經濟體系中,政商高層徹底枉顧民主社會中對社會、 經濟、環境正義的追求,相互勾結或聲氣相通,在各國國內或國際上自成少數階級的 例子不勝枚舉。這個由政界和商界(工商企業家、經濟金融集團等)所組成的種姓, 一旦遇到關乎維護自身特權和治理眾人之事時,往往沆瀣一氣,我行我素。而這一切 不僅發生在各國國內,也發生在國際上,並「有別於」這個種姓中的政界成員所展現 的政治哲學價值標準。 這個少數階層重私利更甚於公益,環境危機與眾人之事由他們管理有直接關聯。 政商高層的小圈圈只在乎自身眼前的利益,對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利幾乎毫不關心。他 們不認為環境存續和生態調節系統,對數百萬年來在地球上持續演化的整體生物多樣 性,有其必要。即使有些人可能仍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這樣一個掌握全球經濟活動的少 數政商小圈圈或菁英階級,需要去面對進而解決環境問題。 以防萬一,提醒大家,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曾明確指出,政治權力 5 Gingras (2009) 15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掌握在個人利益有悖於全民利益的菁英手中 6([1871] 1975: III);也別忘了自由派政治 運動的先驅與當代人物都嚴辭批判抱持統合主義管理社會的政府高層。與彌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同為現代哲學效益主義理論鼻祖的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以「效益原則」(最大福祉原則)作為道德和政治理念的立論基礎。他 認為這項原則應作為個人及政府任何決策或行動的準則,並應是國家公共倫理的基礎。 邊沁認為,決策和行動的衡量可依據以下法則:「...公正與否的標準,取決於最多數 人的最大福祉」([1776] 1996:86)。邊沁認為政府每一項決策的公正與否,端視對 社會整體帶來的影響。政府決策一旦使社會幸福感的增加趨勢,遠大於可能減少的趨 勢,便符合效益原則 7([1789] 2011:27)。 分為三卷的《刑事和民事立法公約》,首卷開宗明義解釋效益主義的涵義和對個 人及社會整體產生的結果:「一件事若傾向能提高個人福祉總合,便符合個人效益或 利益。一件事若傾向能提高社會中所有個體的福祉總合,便符合社會效益或利益。」 (Bentham, 1802: 3)。 若以這個對「效益」的定義作為個人和集體福祉的「衡量標準」,那麼利益的反 面就是黑心利益 (sinister interest)。黑心利益是個人與公共利益衝突時,引起雙方在 道德和政治上失衡的主因-「... 所謂的 黑心 (sinister)... 指的是行事不正或傾向於行 事不正,亦即會作出壞事(惡行)的行事方向。 透過損人利已的 不誠信 行為獲 得黑心利益(惡霸利益)。」 (Bentham, [1815] 2008)。 彌勒認為,不論任何類型的政府,尤其是民主代議制政府,政權的存在與維持 皆須達到以下三項基本要求:一、為人民所願意及接受;二、必要時,為人民所保 護及捍衛;三、受到願與政府合作的公民,以遵守法律的方法所積極支持([1861] 1877)。理想情況下,政府的目標是透過提升權力、智慧、道德、公民行動的行使, 採取政治行動,以避免使代議政府陷入「... 受到違背社會整體福祉的利益所左右 ... 的 危險」([1861] 1877)。彌勒也和邊沁一樣清楚明白,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形式, 能確保政府不受治國高層的個人作為所影響: 因此,一如其他形式的政府,民主政體也曝露在掌權者追求黑心利益的重大風險 中:這種由特定階級立法的危險,政府追求統治階級短期利益(不論成功與否) 的危險,會對人民造成長久傷害。因此,在決定代議政府如何組成最好時,必須 考慮到如何防範這種弊端([1861] 1877)。 6 Marx et Engels ([1845] 1968) 7 Mill ([1863] 1889: 14) 16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違反效益原則會使政治管理的完善受到威脅,彌勒認為,為了與之抗衡,個人道 德與公共倫理都根基健全的社會,可以藉由「教育」與「輿論」,達到「任何人壓根 連想都沒想過要將個人利益建立在違反大眾福祉的具體行為上。」([1863]1889: 32)。 而繼承了自由與效益思想的平查 (Gifford Pinchot, 1865-1946),他的立場又如 何呢?身為森林學家的這位美國共和黨(進步黨)官員,開啟了當今以永續發展模式 為基礎的資源保育運動 (Bergandi & Galangau-QUERAT, 2008, 2012 ; Bergandi, 2009; Blandin, 2009)。皮查在他的名作《為保育而戰》中,一再強調官商勾結對資源 保育和發展的危險 (1910)。他還推測(事後不幸經歷史證實無誤),若國家無法加以 抗衡,壟斷企業將會奪取自然資源,迫使政治階級制定對他們有利但枉顧全民利益或 「公眾福祉」的法律(1910:24-30)。甚至,艾森豪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後來是如何警告我們,隨著國家結構和軍火遊說結合而形成特定菁英, 會握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力?曾任美國總統 (1953-1961)的艾森豪將軍,在卸任演說中 向美國人民表示,一群具有潛在危險的政治、軍事、企業菁英正逐漸興起,他們有本 事窮盡龐大資源,擺布百姓生活,更代表「不具正當性的權力有可能災難性崛起的風 險。」(Eisenhower, 1961)。 關於少數政經階級或菁英的存在與否,政治學領域有兩種解釋。道爾 (Dahl, 1968: 273)質疑統治菁英的存在,提出應依下列條件嚴格測試,驗證或反駁其存在與 否:所謂的菁英是否為「定義明確的族群」?在重大政治決策的框架中,菁英的政治 偏好是否與其他政治團體迥異?菁英的喜好是否「常常被放在最優先」?其他人認為 菁英不僅存在,甚至認為人類歷史就是新菁英不斷取代舊菁英的過程 (Pareto, 1968 ; Rothkopf, 2008),並認為自從進入工業社會,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發展,菁英 人數更多且更有「策略」(Keller, 1963)。最後,短暫回到道爾提出的檢驗方法,值得 注意的是,即使過份嚴苛(因為除非是專制政權,否則菁英不可能「常常」把自己的 利益放在最前面),這項檢驗仍有助於識別出所謂菁英的某些特質。要描述當前的國 際政經階級很容易,這群人具備極大的潛力,能操縱我們社會中的政治決策,左右生 物多樣性和全球平衡的未來。 政治和經濟菁英間的默契,一如字面,僅靠雙方心知肚明,不言而喻。因此想找 出民意代表與經濟金融權力代表間的書面盟約,不免徒勞。最多只能舉幾個象徵性實 例,揭示冰山一角。美國前總統布希(共和黨)與石油公司共同起草,並簽署《能源 政策法案》(2005年 8月 8日)。這項受共和、民主兩黨支持的法案,除了拿美國納 17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稅人繳的數十億美元補貼石油公司外,還豁免這些企業不必遵守(旨在減少礦區相關 污染的)淨水法案,允許他們為生產能源而砍伐森林,開放他們將有毒的工業廢物封 入建築用水泥,准予他們在阿拉斯加保護區開採天然氣和油頁岩。寧願通融至此,卻 不去推動促進再生能源或減少全球暖化的政策。現任總統歐巴馬(民主黨)則簽署了 《農民保障法》草案(2013 年 3月 26日,反對者稱之為孟山都保護法案)。部分內 容直接由孟山都起草的這項草案,未來將無法禁止基改作物 (GMO)的測試或銷售, 即使食用這些產品會對人民健康帶來不良後果亦然。 最後,再舉兩個研議中的經濟政策為例,作為證明國際政經階級存在的證據,或 用以作為反證。這兩個例子分別是連結美加的「基石 XL」(Keystone XL)輸油管興建 計畫,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 (TTIP)的談判(布魯塞爾跨大西洋貿易及投 資夥伴協議,2013年 2月 13日,歐洲議會 EUCO39/13)。 能源公司橫加 (TransCanada)的計劃是埋設一條輸油管,從亞伯達省 (Alberta) 將油砂提鍊出的石油輸送到墨西哥灣。這項計畫是否可行,需交由總統考量對環境和 社會的衝擊(水污染、生物多樣性衝擊、對民眾健康的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實際 就業人數等 ...)後,加以裁決 8。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則是歐洲議會和美國政 府正在談判中的一項協議,目標為降低美國和歐盟間的貿易壁壘。這份自由貿易協定 的談判過程完全黑箱進行。這項協議的影響包括開放美國企業進入歐洲的政府採購市 場;美國企業在認為本身業務受歐盟會員國決議或法律妨礙時,將可據此控告會員國 或地方政府;歐洲消費者保護標準下降(農藥用量、基因改造作物不加標示、畜牧業 使用荷爾蒙 ...);歐洲領土全面允許水力壓裂。 自然保護不等於資源保育 這個平凡的獵人,上帝保佑他,高聲宣稱他的愛好是為了讓我們後代子孫,尤其 是他自己的孩子,能夠繼續獵鴨。 -金博 (James W. KIMBALL9, 1951) 金博的這段話可說是預示了後來被稱為永續發展的概念。平查於 1946年去世, 8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ERM) Voir http://www.foe. org/news/blog/keystone-xl-pipeline-inuencescandal 9 (James W. KIMBALL 1012-?) 18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但他為資源保育的奮戰形塑了至少接下來兩代的保育人士。在這段話中,平查派資源 保育觀的哲學背景核心以具體的意象呈現出人與世界的關係。言簡意賅,承認比人類 更高的存在(以潛意識的方法,暗示萬物為人而造),將自然當作任人類支配的資源 庫和遊樂園,與世界的關係是掠奪者的角色(掠奪無誤,但在合理的使用範圍),考 慮到後代子孫。需要開發資源,才能讓我們這一代和後代能夠持續打獵,利用自然。 最後要強調一點:提到孩子,也就是假設有教育系統,表示透過傳承對自然合理開發 的文化,可以更有效率地從中獲益。 如今,永續發展的科學、倫理、政策模式,受到社會各界(政府機構、聯合國單位、 非政府組織、企業遊說團體、公民協會等)倡導,作為以新方式管理人類和環境間關 係的基礎。事實上,這種模式起源於 19世紀後半,歐美開始發展自然保護運動及資源 保育運動時,兩派在政治及倫理上所造成的對立 (Bergandi & Blandin, 2012)。 這種模式,從道德和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純粹出於古典哲學效益主義和經濟自由 主義的觀點。在人與環境的關係方面,若以效益主義的道德角度來看,古典的效益概 念(支撐永續發展模式的哲學結構)似乎本著以人類為中心且「物為我用」的觀點引 導這個模型。「以人類為中心」,是因為唯一重要的幸福,即福祉,應該是(最好是) 人類每個個體都感到幸福;「物為我用」,則是因為認為自然在本質上不過就是人類 的資源和道具庫,可以用來滿足人類的幸福或目標。這種以人類為中心看待資源的心 態,正是當前環境危機的肇因。一方面,直到今天,在這個接近十億人營養不良或餓 死的星球上,這種世界觀的基本理論(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仍未能在政治現況中實 踐。另一方面,強調永續發展模式的效益主義世界觀,意味著自然根本除了滿足人類 經濟、娛樂、科學、文化上的各式各樣需要外,別無功能。 的確,我們可以認識或賦予自然超越功能或效益的價值,亦即認識或賦予自然內 在或原有的價值。事物的內在價值可藉不同的方式解釋。內在價值具有非關係意義, 意即,當事物的價值基本上取決於內在足以作為其特性的特定性質或品質,便可視為 具有內在價值 (Moore, 1922: 260)。內在價值的非工具意義則是當一件事物本身即 為目的,而非只是為了達成目的的途徑時,便會被視為具有內在價值 (Kant, [1785] 1904: 65)。最後,內在價值的客觀意義在於,一件事物的價值不受觀察者的評估或 評價左右時,則表示具有內在價值 (Dewey, 1944 : 452; Bergandi, 2013)。值得注 意的是,在涉及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國際文件中,大自然的內在價值不只一 次被放在促進其他生活方式,以取代目前破壞性的消費主義之前(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地球憲章,2000;生物圈道德倡議,2010)。 19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最後,這個自相矛盾的永續發展模式,在天國門神與烏托邦間維持著驚險的平衡。 這是能夠讓保存與保育並存,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與功能價值並重的意識型態拼裝。 這種烏托邦規模寄託於民主模式受所有人類群體所採用,及最多數人的需求皆能獲得 滿足的希望上。 這個烏托邦尚未實現,短期內看來也不會實現。平查在最後一本著作(他的自傳) 中,再一次提醒我們,民主的存在必須對抗壟斷:「唯有所有人共享繁榮,才能真正 達成每個人的最大利益,也才符合民主的本質。壟斷則否定了這一偉大真理」(1947: 506。作者翻譯)。平查所描述的烏托邦,立基在以民主方式管制經濟力量,追求公共 利益。他的話讓我們體會到,永續發展思想之父將世界理想化到什麼程度,除非我們 的民主程序、道德經濟標準模型發生深層的結構性轉變,不僅今天尚未實現,明天也 無法實現: 正如封建主義會因為暴政,最終變得難以忍受,富人同樣也會因為花錢取得的主 導權,因為他們對大多數人剝奪而享受少數人才有的奢侈,因為他們的貪婪和不 公不義,而必定走上同樣的道路。 美國和全世界是時候該揚棄受非法利潤驅動的社會秩序,是時候建立機會均等不 再只是夢想而會成真的社會秩序。 我不想假裝預料得到哪種秩序會實現,或藉哪些步驟會實現。 但當那天到來時,我希望是因為發展,而不是革命而成真。 當那天到來時,我希望並相信,新秩序的基礎是合作而非壟斷,是分享而非徵收, 濟弱扶傾將取代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那天到來時,我希望並相信,不受管制 且極度集中的財富及其強大的影響力,己不被允許存在(1947:509。作者翻譯)。 結論 本質上而言,民主是在管理眾人之事的不同程序間(立法、司法、政府、行政), 拿捏平衡,應該先考慮整體福祉後,再遵照執行。面對有些代表民意的權力作出枉顧 人民福祉與地球永續平衡的「詮釋」,目前的程序不足以保護我們。儘管協商式民主 模式往往被視為可以解決民意機構代表性不足的靈丹妙藥,但這個模式受到許多抨擊, 必須要有讓人信服的具體答案才能加以平息。 20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審議不一定對規範性問題有效 (Austen-Smith, 1990)。一定特定利益團體的說辭 成功灌輸選民與自身利益相反的信念與價值觀,或甚至改變從政者對選民實際政治偏 好與選擇的「感知」時,審議可能變成「病理學」的形式 (Stokes, 1998)。政治辯論 只是為了讓大家接受利益團體追求的目標,而非釐清公共政策的真正意義 (Becker, 1982 ; Habermas引用,1996:294)。 若說目前各種不同形式或多形式的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往往並非真民主,只算 得上偽民主,這種說法並不為過,因為事實上,我們的民主有一個恆久的風險,就是 可能遭到國內或國際上把自身黑心利益、惡霸利益作為政治優先考量的少數政經階層 把持。他們利用政治和溝通技巧,表面上(形式上)把最多數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好 掩護這些利益。但只有會考慮人類長遠利益,及考慮對人類長遠利益有利的自然界永 續平衡,才是真正成功的民主國家,也才能夠面對當前的環境危機,確實並持之以恆 地維護生態系統。這種民主的到來,與新公共倫理的出現與否息息相關。 這種民主必須不同於當前缺乏代表性的偽民主,奠基在符合直接民主的新程序上。 直接民主建構在四項主要元素上:一、削弱代為實踐民主的專業政治菁英集團,擴大 人民直接參與管理眾人之事。易言之,大幅減少民意代表和代議士人數,改以公投為 主要工具(創制、複決);二、「民意代表」有義務在任期內遵守競選時的立場;三、 任內若違背競選時的立場應予罷免;四、限制每人一生的任期數(以兩任為上限)。 事實上代議士不應被當作一種「職業」,而是當選人對社會的「服務」。此外,以 議會政治為終身職業等於建立一個不再是真民主的制度,而變成名副其實的「政黨政 治」。這樣的制度傳統上會形成宗族集團和平行的地下權力。地下權力往往掩飾本身 典型特性。專職政治菁英的出現,與真民主適得其反。尤其這些菁英自成高不可攀名 副其實的種姓階級,一旦他們與經濟菁英的利益一致,往往對環境問題及公共利益, 澈底忽略,無動於衷。 鑑於人類對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力(包括開發利用其他物種和棲地破碎日益嚴 重所造成的直接破壞;全球生態調節系統受工業活動衝擊所造成的間接破壞),早日 揚棄隱含在經營自然的政策中,以人為中心的資源倫理,勢必成為愈來愈重的道德、 經濟、政治責任。 道德責任,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受到價值體系指引。過去幾個世紀,許多神話與 宗教都灌輸我們,人類不同於自然界其他生物的觀念。因此若要與環境建立不一樣的 新關係,首先必須改變倫理觀,選擇面對「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或套用瑞克勒斯 21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Élisée Reclus)的說法:「人是有自我意識的自然」(1905)。經濟責任,因為目前我們 開發使用資源時,並非選用對生態系統衝擊最小的技術,而是只考慮中短期的收益高 低。長遠來看 ,這種作法不但對生物圈有害,同時也對社會經濟系統本身有害。 最後,政治責任,因為這個從此可稱為社會生態系統的制度,並非由行使民權的 代表確保系統的回復力。代議制與人民環境福祉及自然生態系統平衡之間,已漸行漸 遠。職業參政者作的決定常常偏袒有影響力的少數人,維護他們的特權和利益。總之, 一邊是以人類為中心,持資源論的倫理模式(永續發展模式),基本上認為生物多樣 性是為人類服務的手段;另一邊則是代議制的政治模式,人民無法快速又有效地「直 接」控制民意代表的政治舉措,兩者合在一起,生成了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完整與人類 全體福祉具爆炸性的混合物。 為了確保人民能享有經濟和環境的福祉,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完整,倫理和政治非 早日雙雙轉型不可。在眾多可能的倫理選項中,有一種可能可以將社會導向道德及社 會環境上的至善。至善,是指,維持能讓社會與生態系統共同朝更具回復力進化的平 衡。這種倫理的基礎建立在承認人與大自然其他生物間具有本體和進化的連續性;核 心標準則是體認到個人及群體應遵循人類行為對自然造成最小衝擊的倫理基礎與行為 準則。 這樣的過渡在另一方面最符合尊重大眾民意,維護整體生物多樣性的政治模式。 只有成熟的真民主(直接民主)出現,才能成功應付有影響力的少數人或政經階級的 黑心利益,因為這些人有危及公共利益與人民共同福祉的能力,卻也具備維持地球生 態平衡的能力。政治菁英由人民選出,卻往往將公民利益與福祉拋諸腦後,產業與金 融團體自然會與他們聲氣相通。因此,由人民直接參與管理眾人之社會生態事,很可 能是抵抗這些團體濫用大自然的唯一辦法。 22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參考文獻 Austen-Smith, D., 1990. 辯論中的資訊傳遞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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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s'est transmuté comme par magie en un respect publiquement afché, et parfois grossièrement, du suffrage universel et de la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de la part des politiques professionnels. Toutefois la relation de subordination entre le peuple et les élites n'a pas disparu pour autant, elle s'est plutôt transformée en une délégation de pouvoir consciemment consentie.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n'est pas synonyme de démocratie. Elle représente seulement l'une des expressions possibles du régime politique démocratique. D'autres modèles de démocratie tels qu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ou la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ou délibérative) font partie des options possibles de développement politique de nos sociétés. La démocratie, dès ses origines athéniennes, s'est présentée comme une 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culturelle capable d'instaurer une nouvelle manière de penser, de parler et d'agir. Entre 508 et 322 avant notre ère, sur la base de la révolte du peuple athénien contre les oligarques soutenus par les Spartiates, la démocratie s'est installée à Athènes, c'est-à-dire, un « pouvoir politique activement et collectivement exercé par le peuple » (Ober, 1996, 19 sqq.). La démocratie athénienne était une démocratie directe. Elle représente le modèle pour un régime politique où l'ensemble des citoyens participe directement, c'est-à-dire sans médiation d'une élite politique, à la dénition des lois de l'état. Caste : Groupe qui se distingue par ses privilèges et son esprit d'exclusive à l'égard de toute personne qui n'appartient pas au groupe. -Larousse 26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a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souvent présentée comme une forme de renouvellement de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se trouve dans un espace intermédiaire entr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et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Le modèle de la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est fortement influencé par la 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 de Jürgen Habermas (1981) qui lie dans un seul cadre interprétatif les dynamiques des processus culturels, sociaux et psychologiques et qui représente la base de sa théorie de la société. L'action communicationnelle, expression d'un contexte social coopératif, possède des fonctions sociétales telles que la compréhension réciproque, l'intégration sociale et la formation de la personnalité individuelle (1981, vol. 2: 88) et permet de parvenir à un « consensus rationnellement fondé » dans les domaines cognitif, éthique et politique (1981, vol. 2: 107, 126-127). Au centre de la théorie des interactions linguistiques et sociales de Habermas se retrouve l'idée que les acteurs sociaux confrontés à une situation problématique réussiront à parvenir à un consensus « pourvu que » (as long as) leur attitude communicationnelle ne soit pas imprégnée d'une orientation tournée vers le succès individuel, mais qu'elle ait comme but la compréhension réciproque (1981, vol. 2: 262). C'est sur cette base que Habermas (1996) structurera son schéma communicationnel d'une société fondée sur des procédures politiques délibératives permettant la formation d'une opinion publique et d'une volonté politique rationnelles, chez les individus et dans la collectivité. Habermas retrouve, à la base des procédures démocratiques, le principe qu'aux intérêts de chaque personne soit donné une considération égale (1996: 109) et le principe selon lequel la légitimité démocratique d'un statut législatif résulte de « l'assentiment » de l'ensemble des citoyens dans le cadre d'un processus législatif basé sur la délibération (1966: 110). Au coeur de ce modèle de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il existe ce que l'on peut nommer une « tension communicationnelle » entre le centre (les instances représentatives élues par les citoyens) et la périphérie (la société civile). Habermas structure son modèle de politique délibérative autour de l'inuence que la « sphère publique » peut exercer sur les instances politiques qui prendront les décisions politiques nales. La sphère publique est constituée par l'ensemble des acteur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qui grâce à différentes formes de communication et de discussion dans l'agora publique, cherchent à faire valoir leurs intérêts, valeurs ou options politiques et donc à avoir un « effet rétroactif inuent » sur les instances politiques décisionnelles. La dynamique communicationnelle 27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entre les représentants des citoyens et la société civile devrait être en mesure d'engendrer une « syntonie politique » capable de produire des décisions rationnelles et fonctionnelles pour le bien commun10 (1996: 350-358, 380-383, 442). Mais pourquoi parler de la structure et des procédures de la gouvernance démocratique lorsqu'on analyse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de protec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à l'échelle planétaire? Parce que, d'une part, les élites politiques fondent leur légitimité sur le suffrage universel basé sur la participation des populations au vote et, d'autre part, selon les co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les représentants élus du peuple « sont tenus » de réaliser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qui tiennent compte de la volonté et des besoins des citoyens électeurs qui les ont élus. Et cela est d'autant plus vrai lorsqu'il s'agit de questions environnementales, c'est-à-dire de « biens communs » (air, eau, sol, processus de régulation écologique, ges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qui, par dénition, ne sont pas, ou ne devraient pas être, l'apanage d'individus ou de groupes économiques particuliers. Chez les observateurs scientifiqu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naturelles, dont l'objet d'analyse est constitué des multiples facettes de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il y a désormais l'obligation scientifiqu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onstater qu'aux échelons national et international, une tendance évolutive se manifeste de plus en plus comme l'un des signes d'une impasse majeure du système actuel de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 Les élites politiques forment avec les élites économiques une seule et unique classe politico-économique ou caste qui tend à suivre des logiques d'action et des nalités le plus souvent contraires à la volonté et aux intérêts de la population ainsi qu'au maintien des équilibres de la biosphère et à la protec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Il existe de très nombreux exemples qui illustrent la façon dont 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et le système économique libéral se sont matérialisés dans une véritable collusion, ou entente tacite, entre les élites politiques et les élites économiques pour donner vie à une véritable caste oligarchiqu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absolument imperméable aux nalités de justice sociale, économique et environnementale présentes dans les co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Cette caste constituée d'une composante politique et d'une composante économique (entrepreneurs industriels, groupes économiques et nanciers⋯) assume des positions 10 Sur la sphère publique, voir aussi Gingras (2009, chapitre 1). 28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ubstantiellement unitaires et tendanciellement autocratiques lorsqu'il s'agit de défendre ses privilèges et de gérer la res publica. Et tout cela se réalise tantôt à l'échelle nationale, tantôt à l'échelle internationale, et s'organise « indépendamment » des valeurs philosophico-politiques de référence affichées par les composantes politiques de ladite caste. Il existe un lien direct entre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et la gestion de la res publica par de cette caste oligarchique qui privilégie des intérêts particuliers aux intérêts des populations. Cette prédilection à court terme des intérêts de la caste politico-économique ne tient compte que de manière marginale du droit d'exister des autres espèces non humaines et de la nécessaire persistance des environnements et des systèmes de régulation écologique, qui ont permis à la biodiversité, dans son ensemble et pendant des millions d'années, d'évoluer durablement sur la planète. Certains pourraient douter de l'existence d'une telle élite ou caste oligarchique politicoéconomique responsable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de la planète tenue, entre autres, d'affronter et, éventuellement, de résoudre la question environnementale. À toutes fins utiles, rappelons que Karl Marx (1818-1883) avait clairement déterminé que le pouvoir politique résidait dans les mains d'une élite dont les intérêts étaient contraires aux intérêts de la population11([1871] 1975: III), sans oublier la critique extrêmement caustique du corporatisme des élites gouvernementales dans la gestion de la société qui a été faite par les initiateurs même du courant politique libéral.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l'un des pères fondateurs avec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de l'utilitarisme philosophique moderne, considère « le principe d'utilité (ou de bien-être) »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comme le fondement de sa conception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un principe qui devrait présider à toute action ou décision individuelle ou gouvernementale, un principe qui devrait fonder la base de l'éthique publique de la nation. D'après Bentham, les décisions et les actions peuvent être jugées en fonction de leur conformité à l'axiome suivant : « [⋯] c'est le plus grand bonheur du plus grand nombre qui est la mesure du juste et de l'injuste » ([1776] 1996: 86). Bentham soutient que chaque décision des gouvernants sera juste ou injuste selon les effets qu'elle aura sur l'ensemble de la communauté. La conformité au principe d'utilité des décisions gouvernementales se réalise quand la tendance à augmenter le bonheur de la communauté l'emporte sur les tendances qui pourraient le faire 11 Voir aussi Marx et Engels ([1845] 1968). 29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diminuer12 ([1789] 2011: 27). Dans le premier des trois tomes de Traités de législation civile et pénale, la signication du principe d'utilité et ses conséquences pour l'individu et pour la société dans son ensemble est clairement expliquée : « Ce qui est conforme à l'utilité ou à l'intérêt d'un individu, c'est ce qui tend à augmenter la somme totale de son bien-être. Ce qui est conforme à l'utilité ou à l'intérêt d'une Communauté, c'est ce qui tend à augmenter la somme totale du bien-être des individus qui la composent » (Bentham, 1802: 3). Si « l'utilité » ainsi dénie représente la « mesure » du bien-être individuel et collectif, sa contrepartie négative est constituée par les sinister interests, des intérêts qui représentent la raison principale des déséquilibres moraux et politiques des individus et qui vont à l'encontre de l'intérêt collectif : « [⋯] on veut dire par "sinistre", [⋯] agissant ou tendant à agir dans une direction dévoyée, c'est-à-dire dans une direction telle qu'elle donne naissance à un acte mauvais, autrement dit, vicieux. » Ces sinister interests, ou « intérêts dévoyés » se concrétisentdans des actes « d'improbité » portant atteinte aux autres personnes (Bentham, [1815] 2008: § V: 36). Mill considère que l'existence et la permanence de tout type de gouvernement, et en particulier le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démocratique, doivent satisfaire à trois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Le gouvernement doit 1) être voulu et accepté par le peuple, 2) doit, au besoin, être préservé et défendu par le peuple et 3) doit être activement soutenu par le respect des lois de la part de citoyens coopérant avec les autorités ([1861] 1877: 8-14, 93-97). Idéalement, le but du gouvernement est d'agir politiquement de manière à renforcer l'exercice des facultés, des capacités intellectuelles, morales et d'action des citoyens, tout cela an d'éviter l'un des dangers qui pèsent sur le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 « [⋯] le danger [d'être] sous l'inuence d'intérêts non identiques au bien-être général de la communauté » ([1861] 1877: 144 et 154-155). Mill, comme Bentham par ailleurs, est extrêmement lucide sur le fait qu'aucun type de gouvernement n'est immunisé contre les comportements des élites responsables de la gestion politique de la nation : Donc, un des grands dangers de la démocratie comme de toutes les autres formes de gouvernement, consiste dans les intérêts sinistres de ceux qui 12 Voir aussi Mill ([1863] 1889 : 14). 30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ossèdent le pouvoir : ce danger est celui d'une législation de classe, d'un gouvernement qui recherche (soit qu'il réussisse, soit qu'il échoue) le profit immédiat de la classe dominante, au détriment durable de la masse. Et c'est une chose à considérer entre toutes, lorsqu'on détermine la meilleure constitution d'un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que la manière de se bien précautionner contre ce mal ([1861] 1877: 167). Pour contrer les menaces au summum bonum d'une gestion politique non conforme auprincipe d'utilité, Mill considère qu'une société bien fondée tant du point de vue de la morale individuelle que du point de vue de l'éthique publique sera en mesure d'harmoniser les intérêts individuels et collectifs en utilisant « l'éducation » et « l'opinion » de manière à ce que « l'homme ne concevrait même pas l'idée d'un bonheur personnel allié à une conduite pratique opposée au bien général » ([1863] 1889: 32). Toujours dans le sillage de la pensée utilitariste et libérale, que dire alors du positionnement de Gifford Pinchot (1865-1946)? Forestier et gouverneur républicain (progressiste), Pinchot est à l'origine du mouvement de con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à la base du paradigm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ctuel (Bergandi et GalangauQuerat, 2008; Bergandi, 2009; Blandin, 2009; Bergandi et Blandin, 2012). Dans son texte de référence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il a souligné à maintes reprises, les dangers de la collusion entre le monde de la politique et celui des affaires pour la con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et leur développement (1910: 26, 79-80, 82-84). Il a aussi émis l'hypothèse – tristement confirmée depuis par l'histoire – que, si l'État n'est pas capable de s'y opposer, des monopoles seront en mesure de s'approprie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de pousser la classe politique à faire les lois servant leurs propres intérêts et non ceux de la population ou du « bien commun » (public good ) (1910: 24-30). Ou encore, plus tard, que dire de l'alerte de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 concernant l'inuence grandissante d'une élite particulière, issue de la conjonction entre structures étatiques et lobbies des armements? Eisenhower, général et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1953-1961), dans son discours d'adieu adressé à la nation, exprimait les dangers potentiels de l'émergence d'une élite politico-militaro-industrielle capable de drainer d'énormes ressources, d'intervenir sur nos moyens d'existence et de représenter « le risque potentiel d'une désastreuse ascension d'un pouvoir illégitime » (Eisenhower, 1961). 31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Par rapport à l'existence ou non d'une élite ou d'une caste oligarchique politicoéconomique, deux options interprétatives s'affrontent dans les domain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Robert A. Dahl (1968: 273) a déé la thèse de l'existence des ruling elites en proposant un test très exigeant pour en vérier ou en inrmer l'existence, à partir des critères suivants : l'élite en question est-elle reconnaissable comme un « groupe bien déni »? Dans le cadre de décisions politiques d'importance majeure, les préférences politiques des élites se trouvent elles en opposition aux préférences d'autres groupes politiques? Les préférences des élites « prévalent-elles régulièrement »? D'autres considèrent que les élites non seulement existent, mais également qu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est celle de leur remplacement continu, du déclin des anciennes élites à la montée de nouvelles (Pareto, 1968: 36, chap. 3 et 4; Rothkopf, 2008) et que depuis l'émergence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les élites sont plus nombreuses et « stratégiques » du fait même du développement des structures socio-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Keller, 1963: chap. 3). Enn, pour revenir un instant sur le test proposé par Dahl, il est intéressant de noter que, tout en étant sûrement trop demandant – car les élites ne peuvent se permettre de faire « régulièrement » prévaloir leurs intérêts que dans un régime despotique –, il permet de mieux identier certains traits caractéristiques des élites supposées. La caste politico-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actuelle peut aisément être décrite comme un groupe bien déni ayant des potentialités élevées de contrôle et d'orientation des décisions politiques de nos sociétés et de l'avenir de la biodiversité et des équilibres planétaires. L'entente tacite entre les élit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est par définition un phénomène élusif. Inutile donc de chercher un traité d'alliance entre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et les représentants du pouvoir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Au mieux, estil possible de donner des exemples emblématiques révélant la partie émergée de l'iceberg. L'ancien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 George W. Bush (républicain) a signé le projet de loi, écri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Energy Policy Act (8 août 2005). Cette loi soutenue par les républicains et les démocrates, outre le fait qu'elle subventionne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avec des milliards de dollars des contribuables américains, établit l'exemption pour ces compagnies du respect de la Clean Water Act (qui prévoit entre autres la réduction de la pollution liée aux sites d'extraction), permet de couper des forêts pour produire de l'énergie, d'intégrer les déchets industriels toxiques dans le ciment utilisable pour construire les bâtiments, 32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de faire des forages dans des zones protégées en Alaska et de développer le programme d'extraction des gaz et des huiles de schiste. Tout cela en refusant de mettre en place des politiques favorables aux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ou qui visent à limite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Barack Obama, l'actuel président (démocrate), a signé le projet de loi Farmer Assurance Provision (26 mars 2013, renommé par les opposants politiques Monsanto Protection Act). Ce projet, qui a été en partie écrit directement par Monsanto, établit qu'il ne sera pas possible d'arrêter les tests ou les ventes des organismes génétiquement modifiés (OGM), même dans le cas où la consommation de ces produits aura de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santé de la population. Enfin, deux exemples de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ncore en phase de développement, permettront d'apporter d'autres éléments qui soutiennent l'hypothèse de l'existence d'une caste politico-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ou bien ils pourront être utilisés comme des exemples montrant le contraire. Il s'agit de la construction de l'oléoduc Keystone XL pipeline reliant le Canada et les États-Unis et de la négociation du Partenariat transatlantique sur le Commerce et l'Investissement (TTIP-Brussels, 13 février 2013 EUCO 39/13). Le projet de la société pétrolière TransCanada prévoit la construction d'un oléoduc qui transportera les huiles extraites des sables bitumeux de l'Alberta jusqu'au golfe du Mexique. La décision présidentielle devra trancher sur la faisabilité ou non du projet en tenant compte des impacts environnementaux et sociaux (pollution des eaux, impacts sur la biodiversité, risques pour la santé publique,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nombre d'emplois effectifs⋯)13. Le TTIP est un accord que le parlement européen et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sont entrain de négocier dans l'opacité la plus totale : cet accord de libre-échange aurait comme nalité de faire tomber les barrières commerciales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Union européenne. 13 Le Département d'État américain a donné un avis favorable concernant les consequences environnementales du projet sur la base d'une étude développée par une société d'études d'impact (Environment Resources Management), recommandée par TransCanada, qui compte la société pétrolière parmi l'un de ses clients majeurs. Voir http://www.foe.org/news/blog/keystone-xl-pipeline-inuencescandal. 33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Il prévoit, entre autres, l'ouverture des marchés publics européens aux entreprises étatsuniennes, la possibilité pour celles-ci de porter plainte contre des États ou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lorsqu'elles considèrent que leur activité est entravée par les lois ou les décisions des États de l'Union européenne, l'affaiblissement des normes européennes de protection des consommateurs (dosage des pesticides, nonétiquetage des OGM, utilisation des hormones dans l'élevage⋯), et l'acceptation de la fracturation hydraulique sur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européen. The average sportsman, God bless him, loudly proclaims that his interest is in perpetuating duck hunting for posterity in general, and for his kids in particular. -James W. KIMBALL14, The Scientic Monthly, 1951 Cette phrase de James W. Kimball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une préfiguration ante litteram de ce qui sera plus tard nommé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Pinchot est mort en 1946, mais sa bataill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avait déjà contribué à forger au moins deux générations d'adeptes de la conservation. La relation au monde qui émerge de cette phrase résume, de manière imagée, le coeur de l'arrière-plan philosophique de la conception pinchotienne de la con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Tout y est. La référence à une entité supérieure (qui, de manière subliminale, suggère que le monde est fait pour l'homme), la conception de la nature comme réserve de ressources et parc de récréation à la disposition de l'humanité, la relation prédatrice au monde (prédatrice certes, mais raisonnable, autrement dit wise use) et la référence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Il faut aménager les ressources pour permettre à la génération actuelle et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de chasser et d'exploiter la nature encore et encore. Dernier aspect à mettre en relief : la référence aux enfants, et donc à un supposé système d'éducation, implique la transmission d'une culture de l'exploitation prétendument rationnelle de la nature permettant d'en tirer prot de manière de plus en plus efcace. De nos jours, le paradigme, à la fois scientifique, éthique et politiqu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st préconisé par différents acteurs sociaux (institutions 14 James W. Kimball (1912-?) était un spécialiste de la vie sauvage qui fut directeur de la Division of Game & Fish de l'état du Minnesota. 34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gouvernementales, institutions onusiennes, organismes non gouvernementaux, lobbies industriels, associations citoyennes⋯) comme le modèle d'action pour former la base des nouvelles formes de gestion des rapports entre les humains et l'environnement. En réalité, ce modèle est le résultat d'une longue histoire qui trouve ses sources dans la confrontation éthique et politique du mouvement de con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avec le mouvement de préservation de la nature qui s'est développé à partir de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en Europe et aux États Unis (Bergandi et Blandin, 2012). Ce modèle, sur les plans de l'éthique et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véhicule une perspective propre à l'utilitarisme philosophique classique et au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Lorsqu'on transpose la perspective morale utilitariste dans les termes des relations de l'homme avec son environnement, il en ressort que la conception utilitariste classique, qui représente la structure philosophique portante du modèl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riente ce modèle selon une perspective à la fois anthropocentrique et « ressourciste ». Anthropocentrique, car le seul bonheur, ou bienêtre, pris en compte sera, au mieux, celui de l'ensemble des individus de l'espèce humaine, et « ressourciste », car il considère que la nature, dans son essence, n'est rien d'autre qu'une réserve de ressources, et de moyens, utiles aux ns et au bien-être des humains. Et c'est exactement cet anthropocentrisme des ressources qui est à la base de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actuelle. D'une part, jusqu'à nos jours, cette vision du monde, sur une planète où près d'un milliard d'humains souffrent de malnutrition ou meurent de faim, n'a pas réussi à réaliser dans la réalité politique son axiome fondamental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D'autre part, la vision du monde utilitariste sous-jacente au modèl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implique que la nature, fondamentalement, n'a pas d'autre fonction que celle de satisfaire les besoins humains, qu'ils soient économiques, récréatifs, scientiques ou culturels. En effet, on peut reconnaître ou attribuer à la nature une valeur qui ne se limite pas à la valeur instrumentale ou utilitaire, c'est-à-dire qu'on peut lui reconnaître, ou lui attribuer, une valeur intrinsèque ou inhérente. La valeur intrinsèque d'une entité peut être déclinée de différentes manières. Il existe une acception non relationnelle de la valeur intrinsèque, au sens qu'une entité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douée de valeur intrinsèque quand sa valeur dépend, essentiellement, de certaines propriétés ou qualités qui la caractérisent (Moore, 1922: 260). L'acception non instrumentale 35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de la valeur intrinsèque maintient qu'une entité sera considérée comme douée de valeur intrinsèque quand elle est une fin en soi et non un moyen en fonction d'une fin à atteindre (Kant [1785] 1904 : 65). Enfin, l'acception objectiviste de la valeur intrinsèque afrme qu'une entité est douée de valeur intrinsèque quand sa valeur est indépendante de l'évaluation ou de l'appréciation d'un observateur (Dewey, 1944: 452; Bergandi, 2013). Il est à noter qu'à plusieurs reprises, dans des textes internationaux visant à préserver la biodiversité des impacts des activités humaines, la valeur intrinsèque des entités naturelles a été mise en avant pour promouvoir des modes de vie alternatifs au consumérisme destructeur actuel (Convention sur la diversité biologique, 1992; Charte de la Terre, 2000; Initiative pour une éthique de la biosphère, 2010). Finalement, le modèle oxymoroniqu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balance dangereusement entre Janus et Utopie. Il s'agit d'un bricolage idéologique capable de faire coexister la préservation avec la conservation, la valeur intrinsèque de la biodiversité avec sa valeur instrumentale. Sa dimension utopique s'ancre dans l'espoir que le modèle démocratique sera repris par l'ensemble des populations humaines et que le plus grand nombre pourra ainsi satisfaire ses besoins. Cette utopie ne s'est pas encore réalisée et il ne semble pas qu'elle se réalisera de sitôt. Dans son dernier ouvrage et testament autobiographique, Pinchot rappelle une fois de plus la nécessité, pour l'existence de la démocrati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monopoles : « Il est de l'essence même de la démocratie que le plus grand avantage pour chacun de nous est le mieux atteint à travers la prospérité commune de tous. Le monopole est la négation de cette grande vérité. » (1947: 506. Je traduis). Pinchot congure son utopie sur la base du contrôle démocratique des forces économiques et de la poursuite du public good. Ses paroles nous permettent d'apprécier à quel point le monde idéalisé par le père philosophiqu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non seulement n'est pas une réalité aujourd'hui, mais qu'il ne se réalisera pas non plus demain, à moins que des changements structurels profonds n'interviennent dans nos procédures démocratiques et dans nos modèles de référence éthique et économique : Tout comme le féodalisme, avec sa tyrannie, s'est nalement rendu intolérable, la ploutocratie aussi, avec sa domination sur l'homme par l'intermédiaire de 36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argent, avec ses privations pour la plupart des gens et son luxe réservé à quelques-uns, avec son avidité et son injustice, doit suivre le même chemin. Il est temps pour l'Amérique et le monde de dépasser un ordre social dans lequel le prot non réglementé est la force motrice. Il est temps de passer à un ordre social dans lequel l'égalité des chances ne sera plus un rêve et deviendra une réalité. Je ne prétends pas prédire exactement l'ordre qui se réalisera ou par quelles étapes il sera atteint. Quand cela viendra, je veux qu'il se réalise grâce au développement et non par la révolution. Quand cela viendra, j'espère et je crois que le nouvel ordre sera fondé sur la coopération plutôt que sur le monopole, sur le partage plutôt que sur l'expropriation, et que l'entraide remplacera la loi de la jungle. Quand cela viendra, j'espère et je crois que les grandes concentrations non réglementées de richesse, avec leur énorme pouvoir de nuisance, ne seront plus autorisées à exister (1947: 509. Je traduis). Une démocratie, dans son essence, est l'expression d'un équilibre entre diverses procédures de gestion de la res publica (législatives, juridiques, gouvernementales, administratives) qui doivent être pensées, d'abord, en vue du bien-être général, puis respectées et mises en oeuvre. Les procédures actuelles ne nous protègent pas suffisamment contre des « interprétations » du mandat des électeurs contraires au bien-être des populations et à la durabilité des équilibres de la planète. Le modèle de la démocratie délibérative, fréquemment présenté comme la panacée censée résoudre la perte de représentativité des instances démocratiques, a essuyé des critiques majeures qui, pour être contrecarrées, nécessitent des réponses bien convaincantes et tangibles. La délibération n'a pas nécessairement d'effet sur les questions normatives (Austen-Smith, 1990: 126, 144-145). La délibération peut prendre des formes « pathologiques » quand la communication de la part de groupes d'intérêts particuliers réussit à induire chez les électeurs des croyances et des valeurs contraires à leurs 37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intérêts ou bien quand elle réussit à changer la « perception » que les politiques professionnels ont des prédilections et des choix politiques réels des électeurs (Stokes, 1998: 128-132, 135-136). Le but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st de faire accepter les objectifs poursuivis par les partis et non de faire émerger la véritable signication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Becker, 1982: 104, cité par Habermas, 1996: 294). Il n'est pas excessif de considérer que, globalement, les systèmes politiques de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actuels, sous des formes variées et multiformes, tendent à être des pseudo-démocraties plutôt que des démocraties véritables. Cela est dû au fait que nos démocraties courent le risque permanent d'être kidnappées par une caste oligarchique politico-économiqu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i fait des sinister interests, de ces intérêts dévoyés, sa priorité politique. L'habileté politique et communicationnelle réside dans le fait de masquer ces intérêts par la mise en avant, formelle, des intérêts du plus grand nombre. Seule une démocratie réellement aboutie, qui prendrait en compte les intérêts à long terme des populations humaines et la persistance des équilibres des systèmes naturels qui les soutiennent, sera en mesure de faire face à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actuelle et de préserver concrètement et durablement les systèmes écologiques. L'avènement d'une telle démocratie est lié à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éthique publique. Cette démocratie devra être en mesure de se démarquer du manque de représentativité des pseudo-démocraties actuelles en s'appuyant sur des procédures nouvelles propres à une démocratie directe structurée autour d'au moins quatre éléments principaux : 1) réduction de la base représentative de la démocratie exercée par une élite de politiques professionnels et élargissement de la participation directe des populations à la gestion de la res publica, autrement dit, réduction notable du nombre de députés et de sénateurs, accompagnée de l'utilisation prédominante de l'outil référendaire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opulaire, abrogatif) et des pétitions de lois populaires; 2) obligation de la part des « citoyens décideurs » de respecter le mandat pour lequel ils ont été élus; 3) révocation du mandat de l'élu si les orientations du mandat ne sont pas respectées; 4) limitation du nombre des mandats qui peuvent être exercés dans une vie (deux mandats). Exercer un mandat parlementaire ne devrait pas en effe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 profession », mais 38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omme un « service » que l'élu rend à la communauté. Par ailleurs, la permanence à vie dans un parlement de politiques professionnels correspond à la mise en place d'un système qui n'est plus véritablement démocratique, mais qui s'est métamorphosé plutôt en une véritable « partitocratie », un système qui, traditionnellement, fait des relations claniques et de la constitution d'un pouvoir souterrain, parallèle et masqué son trait le plus caractéristique. L'émergence d'une telle élite de professionnels de la politique est la négation même d'une démocratie véritable. D'autant plus que cette élite se transforme en une véritable caste d'intouchables lorsqu'elle rallie les intérêts d'élites économiques, tendanciellement tout à fait oublieuses et insouciantes des enjeux environnementaux et des intérêts des populations. Compte tenu de la capacité de l'espèce humaine à détruire la biodiversité planétaire – directement par l'exploitation des espèces et la fragmentation grandissante des milieux et indirectement par les effets de ses activités industrielles sur les systèmes de régulation écologique globaux –, l'abandon de l'éthique anthropocentrique ressourciste sous-jacente à nos politiques de gestion de la nature se révèle, désormais, de plus en plus, comme une obligation moral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Obligation morale, car nos systèmes de valeurs orientent nos actions dans le monde. Si l'on veut construire une relation nouvelle et différente à l'environnement,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une option éthique nous permettant d'envisager que l'humanité n'est pas à part du reste de la nature, comme beaucoup de nos mythes et religions nous l'ont appris pendant des siècles, mais que « nous sommes la nature » ou, comme le dirait Élisée Reclus : « L'homme est la nature prenant conscience d'ellemême » (1905, vol. I: 1). Obligation économique, car sur le long terme, la démarche actuelle d'exploitation des ressources, selon des techniques qui ne sont pas pensées en fonction d'un impact minimal sur les écosystèmes mais seulement en fonction du degré de profit que l'on peut en retirer à court et à moyen terme, est néfaste non seulement pour la biosphère, mais également pour les systèmes socio-économiques eux-mêmes. Obligation politique, enn, car la résilience de ce qu'on peut désormais nommer les socio-écosystèmes n'est plus assurée par un système de représentativité de la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qui déconnecte de plus en plus le bien-être environnemental 39 Environnement, éthique et politique: les limites d'une démocratie inaboutie et leurs conséquences néfastes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環境、倫理、政治: 民主不彰的極限及對自然保護的不良後果 des populations et la préservation des équilibres des systèmes naturels, des décisions prises par des politiques professionnels et plutôt orientées vers la préservation des privilèges et des intérêts d'une minorité inuente. En conclusion, la confluence, d'une part, d'un paradigme éthique anthropocentré et ressourciste, sous-jacent au modèl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qui considère la biodiversité essentiellement comme un moyen au service des nalités de l'humanité, et, d'autre part, d'un modèle de représentativité politique qui ne permet pas aux populations de contrôler « directement », dans des temps rapides et de façon efcace l'action politique de leurs représentants, crée un mélange explosif pour l'intégrité de la biodiversité planétaire et le bienêtre des populations humaines. An de garantir le bien-être économique et environnemental des populations et l'intégrité de la biodiversité, une double transition, éthique et politique, est désormais indispensable. Parmi les multiples options éthiques possibles, il y a la possibilité d'orienter nos sociétés selon les normes d'une éthique en syntonie avec ce qui, d'un point de vue socio-environnemental, do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le summum bonum : la préservation des équilibres permettant la coévolution résiliente des socio-écosystèmes. Une telle éthique sera fondée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continuité ontologique et évolutive entre les humains et le reste de la nature et centrée autour de normes qui reconnaissent dans l'impact minimal des actions humaines sur la nature le fondement éthique des conduites d'action à poursuivre individuellement et collectivement. L'autre volet de la transition concerne le modèle politique le plus conforme au respect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 et à la sauvegarde de l'intégrité de la biodiversité. Seule l'émergence d'une démocratie aboutie et véritabl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sera en mesure de faire face efcacement aux sinister interests d'une caste politicoéconomique ou minorité inuente capable à la fois de menacer l'intérêt général et le bien commun des populations ainsi que la préservation des équilibres écologiques planétaires. La participation directe des populations à la gestion de la res publica socio-ecologica est très vraisemblablement l'unique sauvegarde contre l'exploitation irrationnelle de la nature de la part de groupes industriels et nanciers qui trouvent un allié naturel dans une élite politique trop souvent oublieuse des intérêts et du bien-être des citoyens qui l'ont élue. 40 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 科學 當代社會變遷 Museum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rt, Science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ibliographie Austen-Smith, D., 1990.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1): 124-152. Becker, W.,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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