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笛卡尔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将“我”置于上帝和自然之前，并作为其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起点，由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向人身上。哲学开始转向关注主客关系问题，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普遍意义上自我意识的觉醒。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思想对当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汉娜·阿伦特的视角下看这一问题，即建立于普遍怀疑基础上的“我思故我在”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类心智结构在当代被“数学化”了，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向数学的还原”。另外，“我思故我在”中也暗含着“回归心灵”和“普遍科学”的原则，“回归心灵”的内省原则意味着人类共同感的丧失。最后，通过结合戴维斯对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所进行的考察，笛卡尔思想中的隐秘“欲望”，即笛卡尔式的科学的目标也由此凸显出来。
2. “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及哲学意义
2.1. “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内涵
“我思故我在”可理解为，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有一件事是毋容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通过思考这一行为意识到了“我”是存在的。在逻辑层面，当我在怀疑时，必然是以“我”是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作为怀疑的前提，所以，如果在逻辑上否认自我的存在是矛盾的。
“普遍怀疑”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基础，对于“普遍怀疑”，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提到：“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把它当成绝对的虚假抛弃掉。” [1] 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同于以往的怀疑主义，在笛卡尔看来，现有的一切知识的基础并不是可靠的，现有的一切知识也是如此，重建知识大厦，必须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摆脱一切成见和谬误，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笛卡尔式的怀疑只是其用来确定理性认识论的工具，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是目的，而是其确定真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通过“普遍怀疑”来找到那个真实确定、毋容置疑的东西。
“‘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动摇。” [1] 这个“我”是一个形而上意义上的、具有思考能力的非广延的概念。“我思”的含义也并不是狭隘和单一的，而是代表了所有与心理活动有关的命题，是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也是一种反思的意识，是一个在思维、在怀疑、在肯定和否定、在欲望的东西，它是一个无形体，也无五官的思想物。同样，“我在”也是绝对无疑的，它需要“我思”作为条件。只要我在思维，我的存在就是确定无疑的；我若停止思想，我也将不复存在。从“思想”中追求“我”的存在，从自我的思维活动中可得出自我必然存在的结论。 [2]
2.2. 由“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内涵
在“我思故我在”中，笛卡尔的出发点是“我思”，以思考来确定我的存在，这里不仅仅是在认识论上确立了思考的地位，在逻辑上，更是把“我思”置于上帝和物质存在之前。因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和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后者将个人置于神、自然万物和国家之上，而笛卡尔将“我”在逻辑上置于上帝、理性、灵魂和外部物质之前。普罗泰戈拉强调主体的能动性，笛卡尔思想标志主体意识的觉醒。但两者却存在本质区别。首先，“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是指个体之人，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则具有普遍性，是抽象意义的和精神意义上自我意识。其次，普罗泰戈拉的主张中人的中心地位侧重于实践方面，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则意味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着重于思想方面。另外，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活跃，要求公民在公众面前敢于表达言论和看法，“人是万物的尺度”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达和思想武器，是被古希腊大多数公民所认同的。而“我思故我在”是在文艺复兴和经院哲学束缚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虽然由此转向主体性哲学，但在当时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时代背景和影响不同。最后，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相比，笛卡尔之后对上帝和灵魂的推演，仍然沿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证明方法，并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思想是在近代经院哲学盲目信仰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漩涡中，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且在当时力量较为薄弱，也未能彻底解决当时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但这一阶段的哲学开始致力于研究主客关系，将以往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移到人身上，将“我”置于自然和上帝之前并作为第一原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标志。
2.3. “我思故我在”引发的近代认识论转向
笛卡尔对“我”的发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它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体”正式确立。这是一个纯粹思想的主体，而不是物质及以物质为基础的客体。笛卡尔分别用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来指称它们：思想是精神实体的性质，而广延则是物质实体的性质，两者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二元世界。正是在这种二元论的基础上，笛卡尔找到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即自我，也即纯粹思想。从逻辑上看，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演过程中，首先是确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且上帝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是建立在人意识到自我存在之后的。由此可见，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若要认识上帝的存在以及把握外部世界就必须要先有自我意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在确定了“我思故我在”是真实的、毋容置疑的第一原理之后，也不可避免的使人去思考“我”这个主体，即思考人本身，于是人类主体性便成为了思想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综观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至近代哲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罗马哲学阶段，这一阶段的哲学致力于研究外在世界或客观世界，也可以称为自然哲学或本体论哲学。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这个阶段哲学主要研究主观精神世界，也即基督教一神论哲学。第三个阶段是近代哲学，这一阶段的哲学是对第一二阶段哲学的综合。近代哲学则是致力于探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哲学。“我思故我在”将“我”作为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起点，由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向人身上，实现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将“我”置于上帝和自然之前，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由此近代哲学从古希腊探讨自然本原的道路转向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道路上。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将“我思故我在”这一原则确立为其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更在于笛卡尔进一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主体性因素，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西方哲学的关注点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总的来说，“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数学科学时代的意蕴与“回归心灵”
在通过“我思故我在”找到科学知识的逻辑基础之后，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科学知识大厦。笛卡尔是在追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脚步，继开普勒、伽利略的之后，对数学格外钟爱的人物之一。确实，数学拥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之美，精确且严密，是对真知识的追求，它可以将概念清晰表达出来，代表着一种有序的思维过程。由于这个原因，笛卡尔投身于数学领域研究，并试图将数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并通过几何演绎推理来构建其知识大厦。 [3]
当代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向外和向内的双重性影响。“由于笛卡尔怀疑的彻底性，既扫除了人类感官对世界的确定把握，同时也贬降了人类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人类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双重损失。” [4] 由此，数学知识作为心灵的最高范式出场。“我思故我在”向外的影响是笛卡尔哲学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类开始进入数学科学时代，心灵诉诸数学而获得可靠性和真实性，人类心智结构在当代被“数学化”。向内的影响是促成了“我思”回归心灵的哲学，笛卡尔式怀疑形成了对意识的自我确信，这种内部的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流对人来说得到了确定性。笛卡尔的两个噩梦，即感性和理性以及实在性所遭遇的梦魇，引发了笛卡尔式怀疑。“我思”也是“我怀疑”，也就是说，“我怀疑”暗含了“纯粹逻辑上的确定性”，逻辑的结果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我”，而不是血肉意义上的“我”，而这个精神上的“我”被笛卡尔用数学的方式转化成了时代的精神方向。具体来看，现实之中的人只能对他所创造的东西有所认识，思想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要靠“数学心灵”来保证。
在笛卡尔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古希腊著作被引入欧洲，动摇了经院主义对人们的思想统治，许多思想家由对神学的信仰转向对自然的研究，并主张理性和自由。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的本原”以及柏拉图的宇宙几何结构思想，被当时的欧洲人所接受，于是在当时许多数学家便继承了古希腊的“宇宙是按数学规律所设计的”、“上帝是数学家”等思想。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笛卡尔想建立一种“清楚明白”的，确定的，毋容置疑的哲学，在《谈谈方法》第一部分中，笛卡尔将许多学科进行了考察，其中唯一被公认的真理体系只有数学。在已知各门科学中，只有算术和几何可免于虚假或不实，而“算术和几何之所以远比一切其他学科确实可靠，是因为只有它们研究的对象既纯粹又单纯，绝不会误信经验证明为不确实的东西” [5] 所以，确定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起点后，在笛卡尔的思想中便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在这种数学哲学观的引导下，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把直观几何的广延世界与代数公式相结合，数学从一种非人的东西转变成了一种与人类心智结构想一致的模型。也即是说，现象还原为数学秩序，感觉材料可以通过数学运算还原为人心尺度。于是，人的心灵可以在有足够距离保证不受干涉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模型和符号来处理各种复杂的具体事物，这便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向数学的还原”。
此外，笛卡尔的“我思”向内是一个内在的思想过程，“理性”是建立在心灵只认识存在于心灵之内的东西这一前提上的，数学成为了理性的最高范型。事实上，内省并不是人类心灵在其灵魂或肉体状态下的反映，而是意识对其自身内容的认知，阿伦特认为这即笛卡尔“我思”的本质，内省不可避免地产生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除了思想产生它自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涉及。这种内省带来的一种确定性，一种人自身存在的确定性，这种纯粹的意识活动确定了发生在思维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笛卡尔式理性即是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并不需要外界的刺激。阿伦特认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是源于人类对于现实世界共同感的缺失而形成的一种与外部世界无关的机制。 [6] 所以，“理性”在笛卡尔那便成为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这种“数学心灵”把数学等式视为思考过程的表达，以与外部的现实隔绝，只感知自我作为先决条件，即与自我的游戏。于是人类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的”的生物。总的来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在此指导下所创立的解析几何引发了现代著名的“科学向数学的还原”，即感觉所经验到的东西被数学的系统所替代，也正如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系统当中，所有真实关系都被抽象成了人为符号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还原论的科学，亦是一种反人性的科学。
4. “我思故我在”促进了当代“普遍科学”的形成
4.1. 笛卡尔“普遍科学”的现代意义
“普遍科学”是一个现代概念，描述的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相对现代之前的自然科学而言的。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普遍科学”的概念，对于“普遍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如下区分，“自然科学从一种普遍的观点来看待自然，而获得对自然完全掌控的科学。现代的‘普遍科学’则是一种冒着毁灭自然以及放弃人对自然掌控的危险，也要把宇宙过程导入自然之内的真正‘普遍’科学”。 [6]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一种科学和技术所决定的世界。普遍性和超越性是普遍科学的两大特点，普遍性指的是现代科学拥有奠基于实验和数学之上的统一性，超越性则是现代科学超出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指向浩瀚的太空宇宙。这种“普遍科学”是在把自然和人造物作为对象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地球之外的参照点，即“阿基米德点”从而获得知识的。“我思故我在”无形中促进了当代“普遍科学”的形成，也即笛卡尔式怀疑所带来的“我思”使“阿基米德点”移入人自身，将人类思维本身的结构被作为最终的参照点，在一个数学公式的框架内确保了它自身的真实性和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它使人无论走到哪里，自身都带着它，从而使人能够摆脱既定的现实，即摆脱人类作为地球居民的境况。“普遍科学”也带给我们一种印象，即它所带来的人类破坏力的急剧增加以及崭新创造力的出现，人类在破坏地球有机生命和地球本身的同时也在做着一些在以前被认为是神的特权的事。但如果了解了“阿基米德点”下人类必须借助超自然的“普遍”力量来把握物质的形成过程，就不会产生这种印象了。阿基米德点科学其实质就是今天的普遍性科学。对此，阿伦特认为这种科学给人类和地球带来了很大威胁，因为将人类的行动导入科学，会使科学带上行动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测性。普遍科学还会导致其所谓的“世界异化”，“对世界异化的最简短的表达包含在笛卡尔的‘怀疑一切’的命令中……人如果要追求真理和知识，就既不能相信感官所给予的证据，也不能相信精神的‘天赋真理’。” [7]
此外，笛卡尔的内省观也是建立于他的“普遍怀疑”上的，现代哲学和科学可理解为对“普遍怀疑”的延伸和发展。近代的实验科学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别于古代的新现实，即改变观念的是工具而不是观念，“改变世界的不是观念而是事件” [6]，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让现代人意识到感觉不可信，基于感觉建立的“心灵”也不可信，即现象世界没有可信的东西，甚至对人类的知性在觉察真理和证明真理方面也受到了怀疑。这种想法有别于古代的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是自身的显现，真理是静止的等待人类去揭示和发现的，而新现实则让我们看到，存在是活跃的，人类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掌握真理，也导致了现代对真理的实在性和确定性的丧失。所以，现代科学主张一切都必须怀疑起来并且要做到干预现象和废除现象，而拯救这种现象则是“普遍怀疑”之后所确定的“我思”。在这种内省观的影响下现代哲学家便意识到人只能关注和认识自我。普遍怀疑下现代科学和哲学对现实世界中确定性和实在性的丧失，在内省中找到了栖息地。笛卡尔式内省对现代的理智和精神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笛卡尔把意识中的观念之物处理成了和想象等意识活动一样的意识对象和意识的组成部分。第二，“普遍怀疑”确定性的方法与现代物理科学的结论，即人即使不能按某物呈现的样子来认识真理但至少也可以了解他制造的东西是一致的，这种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4.2. 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
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认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并不否认“我在思考”，因为对“我在思考”的怀疑也是一种思考，但这意味着对于作为并不完美的个人来说，自我意识始于怀疑。现代科学正是奠基于此之上，笛卡尔式的科学想要试图去解决“人类本质上是不完美的”这一问题。 [8] 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是自治，即试图通过回归心灵的方式跳出地球，将阿基米德点移入人的心灵，这是笛卡尔新数学物理学的目标，是对于人类自治、人类支配自然与追求完满的一种渴望。
在笛卡尔看来，基督教对人类堕落的解释，为我们理解人类自治问题提供了一种恰当形式。从其实质来看，笛卡尔式的科学和基督教从根本上都根植于超越政治生活的需要，自治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如何避免外部威胁，真正的自治需要完全掌握一切，控制万事万物。 [8] 这就是今天科学的隐秘渴望。因此，要控制或支配自然，需要一门科学，一门不受人类偏爱所支配的科学。同样，这门科学也并无倾向，但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的，因此掌控自然的困难是双重的，对自治的渴求引发了困难的两面性。
政治生活是人类的本相，在其中我们拥有除旧迎新的冲动，我们迫使自己遵从法律，这是我们身处政治生活中的本性使然。基督教将人类渴求自治这个问题放到来世解决，而科学则并不关心最终是否能解决此问题。戴维斯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在笛卡尔的著作特别是在《谈谈方法》里，笛卡尔重点探讨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数学科学的问题，这也暗示着对人类渴求自治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同时也蕴含着其中所具有的超政治性，笛卡尔式自治真正的新方法是取代政治或战争，即用科学展现正义，替代政治。“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 [1] 在第三部分，临时道德的提出为科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奠定了基础，笛卡尔要寻找一个替代品来克服主观情感在判断时可能出现的误解，并指明这种道德的目标。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真善之间张力的解决取决于上帝，上帝拥有完美的自治形象，第四部分则试图推翻这一形象，从而用第五部分中象征自治的科学即科学基础上的新道德来替代它。最后则是对物理学问题的阐明，当物理学将人类从劳作中解放后，人类便开始渴望征服死亡，物理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从自然堕落中救赎的方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打破上帝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对他们施加的诅咒，这样人类就不会受苦或死亡，笛卡尔使他的物理学看起来能够实现自我满足或自治。
渴望支配自然就是渴望自治，也就是渴望完满。笛卡尔以反思写作结束了《谈谈方法》，因为写作暗含着那种不完满。对人类来说，上帝是完满的表现，上帝是至关重要的寓言，不过其说是神义论，不如说笛卡尔是想试图表明，要理解人类，就必须理解上帝问题的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与人类对自治的渴望程度有关。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不是就此离弃上帝，而是想用一个新的寓言来取代旧寓言，新寓言提出了新的不朽和彼岸，意在成为人类自治的新约。正如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公众心目中哲学、科学的地位，显然会在笛卡尔的新秩序下得到提升。事实上，曾经戴在政治生活头顶的光环，将被移至科学生活的头顶。” [8]
5. 结语
自治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层面的问题，科学也不仅仅是使生活更加舒适，其也同样拥有破坏人类生活本质的风险。人类心智结构的数学化，回归心灵的内省与共同感的丧失，数学–科学时代的来临，后退的“普遍科学”，这是结合当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敏锐洞察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引发的当代影响的解读。同时结合戴维斯对现代科学的起源所进行的考察，将古代悲剧与笛卡尔的研究相结合，发现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即人类对于自治的渴望。但其实笛卡尔本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这种数学的理想化，意识到其数学物理学的理想是一种科学代替城邦、代替政治，实现这种爱欲的整全的一种途径。从“积极生活”背景下再度审视笛卡尔主体性原则，如当代科学的“超越性”的愈发凸显，普遍科学导致的地球异化，人与地球之间的疏离，人类于世界中位置的逐渐丧失，孤独大众的形成……而在人的“复数性”条件中蕴藏的力量，则意味着人类的第二次诞生，意味着一种开端和创造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作为个体共同参与政治生活，而不是脱离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异化成一个“宇宙居民”。总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作为其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科学以及笛卡尔哲学的继续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以及现代性难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