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学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性理论之一，他的性善论突出了人与动物的差异，寻求人之为人的特性，并据此强调仁义礼智并非是违背人性的，而是完全符合人的内在本性 [1]。他通过人皆有“四端”以及“人禽之辩”来论证人人皆有善性。对于人有善性，孟子主张这种善性是天赋予人的，是人的内在禀赋，《告子上》中孟子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认为仁义礼智不是通过学习和教育从外部所获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本性。接着他又举出这一例子来予与说明。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人们的善行有两种由来：一种是发至于内，是由本心的善意所做之善行；另一种是受外部的影响，为了达到某种世俗的目的所做的善行。前者由于内心的道德本能所行之善，是真正的善。而后者这种通过考量而行善的人并不是善的，用舍勒的话来说：“他只想在自己面前显得是善的 [2]。”孟子用“乍见”一词语突出了“孺子将人于井口”这种紧急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在人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心理预期和考量，因而所做出的反应是人内在本心的真实显露。孟子看来，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做出的善行是人内在的“不忍人之心”所显露出来的善性，这种善性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算计，是天然存在于人们的本性当中的，也即是性善论的依据。通过这一例子，孟子论证了“人皆有善性”的合理性。
2. 荀子的性恶论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应的是荀子最为著名的人性论——性恶说。荀子主张的性恶论与孟子主张的性善论两者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人们表现出来的善良都是人为的，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主张人性善是指人先天有善性，而荀子所证的人性恶其实是指人后天的恶性。孟子从人皆有四端来论证人性就是善性，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自然本性，从而主张人性善。而在荀子的语境下，“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是指生来就有的，不经过人为而自然产生的心理活动，比如说“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荣序》)，而这些是人生存中对物质生活最起码的欲求，这种欲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并不能把物欲本身和性恶等同起来。而性恶是如何产生的呢？荀子在《荀子·性恶》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这里所说的“好利”、“嫉妒”、“耳目之欲”等也都指人天生具有的自然本性，是存在于人性当中的，并无善恶之分，只有“顺是”的放纵而不知道节制才会导致“争夺”、“残害”等的恶行。因此，恶性的产生关键在于“顺是”，恶是欲的泛滥，只有在“顺是”、“纵人之情”等无节制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恶。因此可知，荀子所要论证的人性之恶并不是人先天就有恶性，而是说人们在后天放纵情欲所形成的恶性。先天自然本性下的人性不可言善恶，而后出现的君子之善性和小人之恶性是后天所形成的，是人从自然本性转化为社会属性，是人性的异化 [3]。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荀子的性恶论看作是由“性无善恶”到“性纵而恶”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3. 孟荀人性论的不同点
3.1. 对于“性”的界定不同
张岱年先生曾说：“关于性论，最应注意者，是各家同在论性，而其所说之性，意义实不相同 [4]。”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分歧也就是源自于对于“性”的不同理解。孟子主要是通过“人禽之辨”来论证人性即是善性的。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小，这细微的差异也就是仁义礼智这四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们保持了这四端，并顺之发展。舜明辨事物和人伦的道理，因此顺应着仁义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刻意的去表现仁义。孟子将“性”看作是物类之间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每种物体都有其特性，而这一独特之性是使得该物之所以成为该物的主要原因。因此人性也应该是凸显出人与禽兽之不同的特性，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几希”所在，即“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在定义“性”时其实是侧重于人的“道德性”，他将“人与禽兽之别”道德本性称之为“性”。而荀子则将“性”看作是人与动物都共同拥有的属性，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等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在他看来，所谓“性”就是指的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也就是“天之就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而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等道德之善并非是人们“感而自然的”，是需要经过思虑而显现的。与之相比，耳目口腹之欲则是人们“感而自然”不经思虑的生之本性。如果任由人的这种自然本性行事，毫无节制的满足自我的欲望，那么就会造成“争夺生，而辞让亡”、“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的局面。因此，荀子在定义“性”时将重点放在了人与禽兽相通的“自然本性”上。
因为孟子和荀子对于性的界定不同，导致他们对于教化培养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孟子主张由内而外之教化，而荀子强调由外而内的教化。孟子认为人有善端，因此可以从自发生长的角度来养成其善性。他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养其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存“四心”且不断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扩充先天善的本性，这是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道德教化之路。后世推崇者也多对人性抱有这种乐观的态度，就如程颐所说“自性而行皆善也。”反之，在荀子看来，外部的教化和法度的约束是更为主要的，道德修养要通过圣人的教化而习得，将仁义道德由外铄而内发，从而改善自身的恶性，这是一条由外向内的改善路径。戴震将其总结为：“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孟子字义疏证》)。”
3.2. 对于善恶界定的不同
孟子的性善论有一种先验性倾向，而荀子的人性论则是完全从感性经验层面来进行阐述的。孟子讲人先天存在的善性，这个善性是脱离现实经验和知识的一种先验的善性。孟子强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心发动必然促成善行，而此心未发动时则是以“仁义礼智”这四端存在于人本性当中。在谈论善恶时，他先天的预设了人们“四端”之善性的存在，无论君子或庶民，其内在禀赋中就包含了仁义礼智的资质，我们善行只是对于四端的扩充与发展，恶性并不来自于四端，也并不影响四端之善性的固然存在。其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人先天就是可以为善的，行善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现实生活中种种恶行的出现只是因为原本的四端之心被遮蔽了。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于性善的判断具有一种先验性。而荀子与之相反，荀子对于善恶的价值判断完全是基于经验层面的，他以人们经验世界中的客观标准来作善恶判断，他在《荀子·性恶》中说道：“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即是正理平治就是善，而偏险悖乱就是恶，在他看来我们的人性是真实存在的“恶”性，而并非先天预设的恶。
4. 孟荀人性论的相同点
在人性的问题上孟荀两人看起来各不相融，但其实他们有共同的起点和归宿。
4.1. 两者的人性论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对于孔子人性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所谈论的“性”字最早出自于《论语》，是由孔子所最先提出来的。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大意是人和人之间先天的本性差异不大，但是在后天表现出来的道德、知识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由于后天的习惯不同所导致的。其中，“性”指的是先天的品格和才能，而“习”指的是因为后天的社会环境所影响而养成的习惯。他们分别代表的是人的先天自然属性和后天的社会属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人性观包含了先天的天性和后天的习性。孔子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后人的人性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路径，后学孟荀的人性学说也都是基于孔子提出的这一概念进行的探讨和阐述。但是因为他们对于孔子人性思想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形成了互不相同的性善说和性恶说。其中孟子的侧重点在“性相习”，他着重阐发了孔子人性观中为仁由己的自然属性，他将孔子思想中的“仁”学进行提炼，认为“仁者爱人”的实质就是一种“善”人们天生就有修己爱人的主动性 [5]。因而提出了性善说。而荀子将重心放在了“习相远”，他突出了孔子人性观中的后天社会属性。前面谈到荀子的性恶说实际上强调的是后天的性恶，其实也就是他对于孔子思想中的这一社会性的深入阐发。荀子更加看中孔子思想中“礼学”的规范与约束功能，孔子认为社会次序的稳定离不开礼法对于人们自身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而正因为人性恶所以更需要外在的礼义约束与教化，从而荀子将孔子的人性观引向性恶论。
4.2. 两者均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
孟荀对于人性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想通过“向善”的路径提升个人行为修养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使得人们的内在性情发生改变，孟子虽然强调人性本善，但是并不否认后天恶的环境和教育会使得人的本性发生恶化，因此突出了现实生活中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而荀子强调人性恶其实也是在强调后世进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若由后天“顺是”之恶性而为，那么必然导致恶行肆意，因而我们要借由师法教育的作用来为善去恶，即“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论》)。”尽管两者教化的路径不同，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在于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他们都肯定了后天的道德修养可以使人为善成圣，从这一方面来看，两者的人性论又是有着相同目的。
5. 人性论的现实意义
孟荀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学说，我们现在看来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孟荀的人性学说不论是在“修其身”还是“治家国”方面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究和思考仍然有益于我们当今社会。
5.1. 在个人教育方面
前面提到师法教育对于人性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孟荀的人性论相结合，为当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孟子持性善论，强调个人的内在价值，认为我们要着重开拓人的内在潜力，激发人们内在的善性用以导正行为的偏差，以仁义进行教化，只要顺人之性便可成人之圣。而荀子认为人性恶，若不加以合理的管教，任由其发展必然会造成祸端。因此他更看中后天的培育，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后天教化对于人思维的提升，要建立健全教育体制，恩威并用，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达到当代教育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教育中既要充分重视人的个体独立性，促进内在个性的发展，又要发挥社会的正向引导作用，用合理合法的社会秩序来规范个人的道德行为。
5.2. 在社会治理方面
孟荀的人性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源泉。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伦理道德的弊病，我们今天早已不用饱受战乱之苦，但是，随着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社会出现了更多自私自利、人性丧失的伦理道德问题，社会治理的前提需要我们正视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因此对于人性问题的分析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孟子认为我们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要充分肯定人们向善的潜能，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倡导以“仁”为政，重视人们的自省自悟。而荀子则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要用严格的礼法制度来教化百姓，他认为以礼义和法律“化性起伪”，就是借助社会的法制规范来抑制人性当中“恶”的欲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两位先贤的为政思路，也就是要以“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将道德的内在引领作用和法律的外在管制作用相融通，既要以德为本又要外在引导，促进大众道德自律的同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当今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人性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具体来看，可以划分为人性的天然状态和人性的社会状态。人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没有接受后天师法教育的阶段，人性处于天然的状态，人性中既有同于动物的自然欲望，也有寻求自我实现的道德本能，此种状态下无善恶之别。而在人不断成长阶段，开始接受外界的信息，人性也由自然状态转变为社会状态，此时才有了善恶之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状态下的人性具有无限之可能，接受良好的师法教育，不断的用礼义来规范自身行为，严于律己，那么人性就发展成为善性，放纵情欲不重视道德修养，那么人性就发展成为恶性。因此，我们与其纠结于人性善恶之别，不如接受人性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通过对于人性的探讨寻求道德上弃恶从善的路径，以个人道德的形成滋养社会道德的完善，从而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