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交往理性的提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简简单单的是批判，他还提出了“公共领域”，旨在重建一个理性化、现代化的社会，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就是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中而提出的。近年来，“工具理性”在西方社会中大行其道，文化生活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精神性匮乏的现象也日益加重，令人担忧。面对在“工具理性”主导下而异变、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在批判它的基础上，提出以交往理性予以替代。
工具理性突出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它“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都用主体–客体对立关系模式加以抽象概括和实践操作，人为地设定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体，迫使理性退化为对自然界等第二性他者进行无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种被片面化和阉割了的工具理性” [1] ，简而言之，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世界呈现一种分裂状态——主客体绝对对立，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呈现出这样的困境：人际关系淡薄、人的道德意识滑坡、自由逐渐丧失等一系列“异化”现象，工具理性的缺点即“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联接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裂开来” [2] ，哈贝马斯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来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现实困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改造也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的，概括的来说，哈贝马斯主要以语用学为基点提出交往理性以克服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跳出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对立或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转变为关注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的社会行为是主体之间达成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在交往理性的理想状态下，导致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差异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利用语言为中介，通过思想沟通、行为调整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交往理性”的提出，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正是“工具理性”这一概念发展，为它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科学技术影响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是影响它产生的现实因素。因此交往理性是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继承而构建起来的新的“理性”概念。
2. 交往理性概念诠释
2.1. 交往
“交往”一词主要表现为在现实社会存在中个体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方式，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交往一词的概念溯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世界的诸多解释和思考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交往”一词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交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是动词形式，解释为“互相来往”之意，这一解释是最通俗的理解方式。对“交往”的概念解释众多，从横向维度出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交往”主要指主体之间的互动，特指社会关系的形成；第二，在心理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主体心灵上的交流，特指心理层面的沟通和相互理解；第三，在哲学领域，是将“交往”上升到了人的社会存在基本方式，侧重于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第四，在语言学领域，“交往”则是指发挥语言作为中介的作用，特指主体之间通过交流互动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关于“交往”的相关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最为重要的理论研究，结合学界对“交往”的多种解释，以及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理论阐述，总结其概念：“交往主体在特定的场景下，主体之间互动，通过语言沟通和言语行为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逐渐相互了解、达成共识，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能起到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2.2. 理性
理性贯穿人类发展史，在各个领域中均有提及。理性一词自出现便与哲学紧密相连。理性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哲学发展的主线。对哈贝马斯重构理性的研究，对理性概念的溯源显得尤为必要。人类之初，原始生命由本能心智发展逐渐发展到理性心智经历了数年，理性逐渐概念化是在古希腊欧洲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孕育成熟的。在西方，理性概念的形成离不开荷马史诗中的诗性理性和智慧，这一概念的初次系统呈现是在希腊的哲学文化中。在中国，“理性”概念更侧重于道德和伦理范畴的体现。但是关于理性的意义，东方和西方两者是趋同的。
关于“什么是理性”，解释颇多且不是一层不变的，这一概念也会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认识论维度出发，理性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综合思维能力；从价值论维度出发，理性是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是理智、智慧等正面伦理概念的标志；其中，通俗的理解可以是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和困难，具有自我控制，保持冷静的能力。关于“理性”一词定义：理性是从属于人的，是人类作为个体所具有的认知思维能力、道德评判能力、理智推理能力等众多理性能力的综合。
2.3. 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是交往理性概念构建的有效基础。何谓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它既是一种客观的理性，也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哈贝马斯认为，现实交往活动中的“异化”和“物化”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必须坚持“理性”，而理性本身必须具有普遍性且超越传统 [3] 。交往理性不仅可以替代工具理性，而且可以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它是个体在社会存在中通过有效的语言沟通而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和谐理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主体通过合理对话论证而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融合理性。交往理性的实质“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的实现” [4]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同时满足三种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分别是真实性、真诚性和有效性，要想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主体间的平等沟通和相互理解协调是关键。
因此，交往理性本质体现为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即在交往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双方以正确的方式、真诚的态度来进行事实的话语有效沟通，也就是只有符合这三者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才能实现合理化。在现实生活中，交往理性也就是发挥交往行为作为载体的合理性作用：表达自我意向、呈现事实、取得信任，从而建立起合理的人际关系。
2.4. 交往理性的特点
通过上述的分析，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概念的构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出发的，是通过探析交往行为的合理性、研究语言的有效性、洞察生活世界的真实性。他认为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能够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也是人们进行交往行为的重要基础，因为交往行为的实现依靠语言仍然是语言。生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理性的社会，但不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来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理解而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以此来看，交往理性应该表现出不是排他的“工具理性”，乃是一个通过话语沟通奠基的多元化、包容性的思维方式，它没有脱离理性，而是通过开放、包容的话语形式，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它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交往理性是主体间性交互的
哈贝马斯认为，普遍性的规范应该是交往行为实现合理性的基础，强调双方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此来促进双方之间的合作。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合理性在于双方应当建立一种共同的规范，以及共同遵守这些规范，也就是主体之间相互同意、赞同和遵守的规范以及价值理念。
2) 以语言为媒介
语言在交往主体的沟通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必要作用，可以说，交往理性一改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而是一种以语言和行为为基础、多样化形式的交流方式 [5] 。哈贝马斯认为他提出交往理性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语言媒介帮助人们建立起某种沟通渠道，增强交往主体彼此之间的理解。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是一个话语感知的过程，而不是原始人的直接的无理智的自然交流。他指出，话语能力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它能影响主体之间的一致性，这种话语理性与传统的意识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
3) 行为包容性
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理性存在缺陷，主张对其进行重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反对、排斥传统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比工具理性的内涵更宽泛，因为它将目标行动、规范性行动和戏剧性行为融合在一起，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真实社会、主体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而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相互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将真实社会、主体社会和人类生活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减少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和判断人们的交往行为。具体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语言表达时，交往行为平等，不受权力与利益的束缚，其行为和思想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完整的表达。
4) 形式多维性
交往理性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复合体，是一种“复合理性”，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思维模式。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多维度的反省意识，它注重各种交往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关系，从而使得交流更加有效、更加有意义。同时，交往理性不受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限制，不受权力与权威的束缚，它不是按照预想的答案去理解交往，克服了一元独大的片面性，它是在交往过程中不断碰撞，形式不断交融达成暂时正确的价值共识，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交互理性。
5) 暂时性
交往理性主要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以及所达成的共识。然而这一状态是理想的预设，避免不了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及个体意识方面的偶然性影响。而且，交往主体参与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某种外在条件的变化或者根据实践检验不具有正确性时，所达成的相关共识也需作出调整，那么其所具有的暂时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3. 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评价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旨在重建社会，以促进和谐稳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合理化。然而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状况表明，哈贝马斯的理论既有其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3.1. 贡献
哈贝马斯的理性思考为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石，这种行为动机是值得肯定的。后现代主义试图完全否定启蒙理性，它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公平、主体和合理，变得不再可信。在如此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哈贝马斯依旧坚持这一主张，并以此来作为重构批评思想的标准依据，显然尤为可贵。他提出交往理性，并以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意图将启蒙理性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否定，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顶着这种压力坚持强调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6]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语言转向”中得到了创新性的发展，这一观点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哈贝马斯仍然认为在当今日益商品化和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并未泯灭，对于人类而言依旧有逃离困境的出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了一条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解决现代西方经济社会问题的路径，这就是一项重要贡献。
3.2. 缺陷
第一，虽然“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转向，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批判，即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消除社会客观因素的控制和支配，并以纯粹理想的境界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哈贝马斯的“语言批判”是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物质力量而进行的抽象的文化批判。因此，从总体上看他没有考虑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哈贝马斯仍属于思辨思想家。
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危机的挑战，哈贝马斯寄希望于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这一理论提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方式是尝试通过所谓的话语共识和民主政治来达到目的，社会合理化，在这一影响下也会逐渐实现，并提出要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来整合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这一构建虽然是在寻找社会环境失去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却忽略了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并且他所谓的“重建”构想并未得到有效证明也没有明确的可实行性，这样看来这一理论是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的色彩的。
4. 结语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无情地揭露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异化的现实问题，揭示了科学技术带来的消极效应，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潜存的矛盾；它通过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理论，深入探讨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相应的解决路径，视角独特，对拓展发挥理性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具有重要启示，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还对我国中国梦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当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平等沟通”和“包容性对话”，对此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中阐述的一系列相关概念，如生活世界合理性、交往主体平等性、交往行为互助性等，有利于打破人们的交往困境，减少社会交往冲突，这对于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总之对这一理论，我们应辩证看待，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挖掘对我们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