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多发，环境污染的全球蔓延，资源的消耗与能源的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诸多生态危机的表现值得人类警惕与思考，这些危机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会扩大生态危机的规模，实际上，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上演。一般认为，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的结果，是由于人类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导致。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漫长文明历程中不断改变，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在个人愚昧和神话崇拜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大规模索取资料与自然的循环中维持着平衡，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暴力征服与过度掠夺超出了自然的协调能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造成的。“异化”就是指我们的创造物反过来与我们相对立，甚至对我们进行统治。“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 [2] 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社会分工的固定化成为“劳动异化”的自然原因，人的自我异化也是劳动异化的表征之一，由此诞生了“有产”和“无产”两个对立阶级。同样，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资本持有者只考虑如何让自己更好生存，过度的开发与粗放式的生产，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动态平衡，自然界与人类趋向分离甚至出现敌意，这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嵌入视角、新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生态共同体提出了“清洁美丽”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全球生态治理的经验也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部分。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内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的意识尚且不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我们要对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地位有宏观而深刻的把握：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制约性因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生态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愈加明显，需要各方在思想、政策和实践上做出一系列转变；当各国以积极的政治、经济合作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将生态劣势扭转成生态优势、发展效益时，生态向度反过来也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构建与完善奠定基础。总体而言，生态向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可以是消极因素也可以是积极因素，至于它究竟趋于何种导向，与人类的举措紧密相关。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生态困境

2.1. 行动困境

2.1.1. 生态治理合作困境

一是主体困境。全球环境治理的本质是世界各国在无“世界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共同行动。 [3] 首先表现在各国在没有严格法律的约束下，生态治理的行动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一些持单边主义的国家，不断退群阻碍合作，自2017年以来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定，企图通过这种单边主义行径来逃避生态治理的责任，阻碍了国际间生态合作，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全球生态治理前途未卜。这些国家的缺位在生态治理中造成了“责任赤字”，即对以往的生态破坏不承担责任，对当下环境之事未尽好责任。但所有的国家都该认清现实：对于全球性环境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凭一己之力完成，退群的国家也不会因此逃脱生态环境恶化的惩罚。

二是利益困境，合作一般涉及多个利益主体，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利益作为各国结成外交关系的出发点，由于各国发展状况、预设目标的差异，他们的利益诉求必然是参差不一的。既有的利益分化，为寻求共同利益提高了门槛。共同利益的多重价值复合性以及全球范围的广泛性，对共同利益进行界定并非易事，但是如果总是以部分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先，这条道路是不能行久致远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作为一种“类”存在，自诞生以来就有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诉求。 [4] 人们对共同利益的捍卫是早期国家组织形成的起源，“国家利益”对于本国人民就是至高无上的共同利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越了国界，“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越发显著。为了人类存续与全球发展，国家组建或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国家权力已经做出了的部分让渡，但是目前的让渡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利益。

2.1.2. 生态治理政策困境

首先表现在全球治理的各领域政策协调性不强。环境治理不仅与全球生态组织的倡议有关，还需要经济贸易等相关组织的配合。 [5] 金融组织的投资在引导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的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经济组织也会促成一些对生态治理产生负面影响的合作。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相互制约只是它们的其中一面，另一面则是相辅相成。如果环境保护组织的政策能得到经济、金融等组织的有效支持，实现协调统一，《生物多样性公约》此类协议的效力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次表现在全球治理法制化程度不够。目前设立的法律、制度、协议并未实现全球环境的全覆盖，在很多领域仍是空白，比如海洋污染、极地保护等。第三表现在法制合法性不足。 [6] 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分布也呈现不平衡，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占据领导地位，他们提出的生态议题和治理的措施更容易被采纳，而这些提议往往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利益。最后表现在制度权威性不足，有关生态治理与生态保护的决议，很多国家不重视或者难落实，甚至束之高阁。对于这种失职，以国际组织的能力目前无法对他们做出实质上的惩罚，而道德谴责也是徒劳无功，生态治理法制的权威性因此大打折扣。

2.2. 价值困境

2.2.1. 人与自然关系困境

现实严峻的环境问题促使人们对原有生态话语进行反思。我们要克服西方社会“主客体二分法”，走出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一贯语境。基于对自然的不同态度，西方生态伦理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满足人的所有感性需要，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只满足合理的人类感性需要，对于不合理就要加以限制。其本质都是形而上学的，它以“人类理性”为中心，具有迷信“人类理性”的色彩。 [7]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正义认为享有道德关怀的权利的群体不止包括人类，也应包括非人存在物，它把现代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非正义的表现。生态伦理学的正义话语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揭示了生态危机的价值观根源，但是他们仅仅把生态问题归咎于价值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下，其归因没有找到实际意义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首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生态矛盾，最终“生态非正义”诞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重塑“生态正义”话语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有关键性意义，真正意义的“生态正义”作为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的融合，最终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生态权利的公正分配 [8] 。

2.2.2. 人与人关系困境

在人与人的生态问题上，涉及到生态资源的分配与生态责任的承担。人与人的生态关系首先涉及“代际正义”问题。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当代人是无法到场的。在工业革命后的200多年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对自然界一次次的征服，矛盾的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于当下的发展模式，未来世代的人也无法发言，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会出现漠视自然发展规律对自然资源肆意开采现象的缘由。但是当今世界还存在“代内非正义”，即同时代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性别、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他们在享受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实现相对的平等。而代际正义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代内正义实现的基础上，只有当代人的生态正义问题得到解决，他们才会关注后代人的正义问题。

人与人的生态关系还涉及到“空间正义”问题。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资源消耗量大、排放工业废料等环境不友好行为，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中承担首要责任。实际上，这是资本扩张和产业转移造成的国际空间非正义现象之一。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初先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在拥有成熟的工业体系后，又凭借拥有的大量资本以及核心生产技术，把造成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低端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使后者沦为加工厂和劳动力源地。欠发达地区承受了环境破坏的代价，却又因此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是实际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也是代内非正义出现的源头。欠发达地区因为国际贸易的分工使自己处于生态正义的不利地位。另外，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源消耗通常最高，尽管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是所有国家都应采取的行动，但发达国家在实施防止环境退化的战略方面应负有最大责任。 [9] 生态正义的实现要依靠全球背景下的联动协调，资本在扩张中增加收益的同时，也该对其带来的生态问题负责，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正义。生态非正义问题影响着各国参与生态治理的合作，走不出生态价值困境，也难以走出生态合作困境。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构建

3.1. 凝聚共识

3.1.1. 坚持多边主义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更是生命共同体，归根到底都建立在价值共同体的基础上，所以建立价值观的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要务。生态文明的全球建设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单边主义的屡次兴起破坏了其整体规划，生态治理困境呼唤多边主义。 [10] 《巴厘岛宣言》指出：“坚持国际法、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多边体系十分重要”。一些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实行的选择性多边主义，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性和开放性所构成的无形威胁不应被低估。 [11] 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相契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要求。具体而言，坚守多边主义原则就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各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模式和治理主体多元化。 [12] 中国的大国担当也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上得到体现。联合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多边国际组织，中国自觉、及时、足数地缴纳会费，支持联合国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坚定地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合法性地位。另外中国还在所参加的国际组织中自觉地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兑现在各种公约、协议中的承诺，依据多边平台对全球发展的重点领域进行捐款，并共享相关治理经验和技术。

3.1.2.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建党百年大会上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13]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生态危机全球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是中国首倡，但它符合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并作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联合国宪章》中体现出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理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只有在满足和平与发展的生存需要基础上，实现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不遗余力地探索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实践。其次，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才能打破“中心-边缘”旧世界格局，破除强权国家对弱势国家的霸凌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才能从各国经济水平、历史责任和技术水平等角度考量，合理划分权利与责任，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分配，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现权责对等。最后，弘扬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就是要把“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与“西式的民主和自由”区别开。西式的民主和自由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最高级的文明形式，打着帮助他国的旗号，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实际上做着侵犯他国人民民主和自由的事情，这种民主包含了太多虚伪的言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民主与自由，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准绳，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各国人民真正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除此之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从各国的历史文化中寻求价值契合点，包容差异性，走适合本国发展的生态道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3.2. 付诸实践

3.2.1. 完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是建设一个人类共同价值得到完全实现的世界。 [14] 为了逐步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中国不断提出具体主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刻画，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做出系统性的努力。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思想，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的进一步搭建，为人类未来安全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地区层面，中国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这些共同体的诞生是对多边主义的践行，也为开展国际生态治理创造了新平台。在具体行动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共商原则可以通过深入交流共同协商增强各国政治互信，化解全球生态纠纷；共建原则促进各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增加合作共建，形成建立在生态利益上的互利共赢的生命共同体；共享是指每个国家的人民在发展机会面前都拥有平等权利，各国应共享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与科学技术。在这样的生态治理体系下，公民的生态权益得以保障，各国的环境主权得以维护，生态环境的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才能在全球有效实现。

3.2.2.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探明了新路，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出发点，突破西方生态现代化路径中“先发展后治理”的掠夺式路径依赖，依据我国实际，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中国还以坚定的决心向世界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应该被世界看到，但是国际舆论由西方把持已久，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误解也颇深。身处信息时代，中国媒体要勇于担当，应成为“反西方文化霸权”舆论战的主体，以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发表意见，构建与世界民众沟通的桥梁，从具体案例出发，阐述“生态共同体”的美好构想。 [15] 首先，主流媒体要在有影响力的主流平台抢占舆论先机，以新闻报道和世界受众进行对话，用中国话语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化解冲突，吸引更多的国家践行其理念； [16] 其次，要重视信息输出的质量，做到有效输出，增强新时代外交话语权，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与世界同分享共进步，讲述中国在生态实践中与其他国家普惠共赢的重点案例；最后，要以深度的文化自觉唤醒世界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展示中华文明的深沉积淀与时代光辉，“生态”和“文明”的深度结合创造出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世界看到以东方智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优越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实践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新样本。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