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治理社会的理想,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于封建时代服务于封建君主,但是除去其封建的阶级限制,儒家的许多治世理想闪现着传统文化的光辉,有值得我们现在创新改革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当代价值。2022年我国处在一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经济政治领域顺应新时代开始革新,实现美好生活的现代化需要,主动寻求配套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改革和完善治理体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展现文化自信,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
2.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思想基础
2.1. “民本”思想
儒家“民本”思想理论来源于古代社会治乱实践,经过历代君王和时代思想理论家总结平息战乱的规律经验,最终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民本,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1]。儒家“民本”思想客观上来说,是服务封建帝王来统治人民巩固政权稳定,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与政治挂钩的“民贵君轻”思想,很好的顺应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执政的需要。
另一个角度的“民本”,也可称为“以人为本”。不仅是被统治的阶级的“人”,也是代表着统治者的“人”。强调统治者治理做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通过统治者用“徳”的要求教化自身,实现对人民身心的统治。这些儒家传统的带有“民本”色彩的思想,初步奠定了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德刑并施的儒家治理价值导向。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所承认的“民”拥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与地位,究其根本是为了给“治民”建立思想理论共识,儒家的民本思想只能被限制在传统儒学的范围内,在封建过渡的时代背景中,其作为社会治理思想基础的作用才得以完全展现。
2.2. “三才和谐”思想
儒家三才指“天、人、地”三才,区别道家“天人合一”的二元性世界观,看到了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关系,提出三元性的世界观。三才和谐理念有意将“地”这第三种因素包含在内,这说明古代儒家观念中,已经能够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独立出来,并且认识到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世间万物是在陪同其他存在物或与其他存在物相关联的情境下进化而来的 [2]。从三才和谐的宇宙自然观来看,已经脱离了宇宙是人类意识附属品的烂漫幻想,宇宙的中心不再是人类,自然环境作为唯一作用不再是单纯的提供自然资源,而是存在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人类有责任维持和促进整体环境的稳定,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的环境结构。
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是对维系客观社会环境稳定的第一步。“天、地、人”三才分为三方面的原则,儒家“地”原则中不仅摆正了人类在宇宙客观环境中的地位,而且看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客观的联系。《周易》中归结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用父与母的关系,表明人类与天地之间的朴素联系。儒家的哲学环境观在表明世界中的存在物都能在一定的特殊环境下实现个体化,个体之间都会因为存在同一个特殊环境中而建立关联,这种相互关联关系实际代表着人与自然环境间合作协调稳定。
2.3. “以礼为教”思想
先秦儒家的礼教思想曾承古代人性教化和社会治理的重任,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普遍的“礼教”解释为带有封建宗教性质的,限制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道德。这里的礼教指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规则,无论它的阶级性质如何,在先秦的时代背景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根本作用是社会维稳和规范群体行为。儒学的形象代表孔子思想合集《论语·季式》中提到“不学礼,无以立”,认为学礼是践行社会礼仪规范和融入社会群体环境的前提条件。
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关系,是古代社会治理的目的之一。儒家礼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级,延伸出来的君臣之义、父子人伦、夫妇之别、长幼尊序、尊卑贵贱等社会约定俗称的等级礼仪,规范了社会秩序规则,使得先秦时期的儒家社会能够在这套礼仪制度中平稳的运行。“礼教”在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体系中,是全体民族成员的政治伦理文化认同 [3]。《礼记·曲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表明儒家礼学教化带给社会礼仪的作用。是否接受过“礼”的教育,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能够“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儒家“礼教”教育是把人至于社会大环境中的教育,无论是那个时代都必须有这样一套社会规则,规范社会群体的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2.4. “仁政”“德政”思想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治国和治世方法有形同的地方。儒家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推崇“仁政”,强调“以德服人,以德立国”。“仁政”或者说“德政”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 [4]。受传统儒学大力弘扬“仁政”和“德政”思想,提出对封建君主的行为约束,对中国古代的治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德”“仁”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提倡“善治”,是对封建君主执政,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这种“德”包含着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以德服人,治理应遵循“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二是人才选用要选拔仁德之人,统治者选拔官员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提供支撑,就来源于这两个不同的主体。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先秦儒家的德治不同于现代的治理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把治国安邦的理想过度的寄托在封建君主个人的治国能力上,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形式。德治作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在先秦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尽职尽责地发挥了作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治理思想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德治”思想中的精华是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参考。
3. 儒家社会思想与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联系
3.1. 重视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是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宗族血缘地域为纽带,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不同于现代治理体系中“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现代的治理体系带来的是服务人民的社会治理的成果,区别传统儒家社会治理的成果服务封建君主。虽然两个时代在重视人民作用的目的和来源上的基础不同,但总结起来的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中部分内容,与现代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异曲同工。
现代强调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继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且经过战争实践反复验证。在近代实践中形成了深刻的人民观点,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5]。这一指示吸取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说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时代的领导者都认为对人民在治理体系和社会发展中的具有重要作用。
3.2.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古代由于经济水平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发展能力水平提升快慢依赖自然条件的好坏,由此产生了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三才和谐”理念。随着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有能力克服恶劣的生存条件,随着近代化工业的发展,开始走上了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快速发展的错误道路。一直到现代各种环境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开始重申构建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一直在积极响应环保理念政策。
“十三五”时期,是全国上下贯彻十八大、十九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四五”时期,强调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体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6]。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认知理论,中国始终是“新发展理念”的坚定的践行者和忠实的宣传者,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相配套,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化、专业化和法制化。当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认知继承并发展了儒学传统的对人与地关系的认知,两种理论的根本出发点都强调要把生态环境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中。
3.3. 倡导合理礼仪的社会规则
社会规则是在一个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群体行为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需要社会规则的协助,社会风气又能潜移默化巩固合理的社会规则。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社会规则的制定,是通过有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政治家,宣扬他们所崇尚的理想社会,在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帮助后在全社会推行。儒学思想家教育家们关于“礼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下不断得到传承发展。被统治的人民通过有目的的礼学教育,提升了自己更好适应阶级社会的能力,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国民素质和具有封建特征的规则意识。
现代的社会规则礼仪,剔除了千年传承下来儒学礼仪中封建性的糟粕部分,留下合理的带有人性闪光点的方面。例如,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社会成员在不同领域中正确价值取向的引导。利用各种媒介,宣传和弘扬社会正能量。规则意识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过程,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把规则内化为意识、外化为行为习惯的过程 [7]。在我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和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有的时候规则和国民教化的价值体系也会发生着变化,需要合理甄别应对这些变化的条件和内容,像继承儒家优秀传统社会思想一样,保留精华去其糟粕,推动社会治理朝向现代化发展。
3.4.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国古代,专门的社会治理理念未被单独划分,社会治理一直被包含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先秦时期多方势力并列,缺乏跨越长距离外交活动的交通条件,治国相当于现在管辖行政区。治国和治理社会的理念就融为一体,但这并不妨碍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在治国理论的外壳下的到了借鉴融合和吸收发展。儒家的社会治理在“德政”的基础上的到充实,道家法家等的治理思想的到结合完善,最后结合本国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不断提高了对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要求,这是由于时代全球化背景、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凸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必须建立能够与社会经济能力相匹配的社会治理能力水平。以思想作为行动的先导,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8]。在兼容连续的中华儒家文明的基础上,社会治理要增强政治认同,以开放创新为价值引领,推进数字化社会治理方式,完善不同社会领域中的治理能力,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快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4.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4.1. 提供多样化社会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的主要矛盾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期望涉及住房、食品、教育、公共服务等多方面,这些方面统称为社会服务多样化和普遍化的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国家凝聚力形成的源泉 [9]。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民最本质的诉求,是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的角度关注社会服务是否能做到多样化普遍化,在物质、精神和生活三个层面构建多方位社会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当今社会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目标。不同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人民对社会治理者的能力要求更多的在于能够实现温饱,而在当代社人民温饱已经得到满足,产生了更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产生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和质量,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因此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和人民美好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
4.2. 构建社会环境治理实践基础强化新环境理论宣传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两山论”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是我国从自身出发解决全球环境突出问题提出的新方案,中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成果也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国环保理论的不断总结凝练,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加强绿色发展道路的理论宣传。通过环保实践:鼓励使用新能源、激励企业改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提倡绿色的生活方式。儒学关于人与地关系的认知与当代生态环保理念有相同的逻辑基础,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经济发始终是主要问题,但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使得各个时代的领导者始终会关注到自然环境治理。因此重视环境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要求。
4.3. 培养社会群体正向行为引导正向社会风气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会带本国特征。学习教育和社会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特色,正向引导社会的风气,最终为实现我的社会主义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10]。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立场问题,需要用合理的社会规范,规范社会群体行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倡导青年人的目标感使命感,都是属于社会群体行为合规性的培养方式。大到整体的意识形态,小到社会道德标准,都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想要取得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期待效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做准备,就需要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正向的社会风气。出现恶劣社会事件的时候,社会群体有足够的信念感和使命感,去支撑群体性的社会判断,这对于社会治理的稳定,形成向上的社会风气作用显著。从这个角度说明,通过舆论和媒体不断弘扬社会道德,弘扬社会正能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自主性,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4.4. 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丰富社会治理方式
不同特点的治理形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特色,而中国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就是以实践为基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遵循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含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诉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体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科学的治理体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不断推进改革奠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层面,不断完善治理制度,创新基层治理方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继承了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又在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社会治理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丰富社会治理方式。
5. 结论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儒家传统的治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界限,并没有被明确划分。由此可见,古代儒学家所提出的治世理想,对现今进行社会治理也有借鉴意义。对社会治理方法的探索离不开对本国实际情况的理解,要结合本国的现实条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对现代最大的价值启示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