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1] p.21)，人的真正存在是在社会中的存在，回到“荒山野人”的状态不切实际。所以这促使我们不得不积极思考，思考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被抑制的今天，人性该如何正确显现。是像卢卡奇一样鼓励再次改革？还是麻木地接受市场化下人的劳动的社会性不断被遮蔽的现实？还是主动改造我们的观念以适应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病？我们不应该停止思考，而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思考则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2. 拜物教的三个层次
2.1. 商品拜物教
“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商品世界中的人是如何通过商品来彼此发生关系的时提出的：“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2] p. 90)。”
随后马克思紧接着也指出了之所以使用“拜物教”概念来批判商品经济原因，即借助拜物教的核心含义“遮蔽(schutz)”来指出，依托商品所形成的“物的关系”是如何遮蔽了人劳动的社会性。他对如亚当·斯密等的国民经济学家如此批判：“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1] p. 202)。”在这里，“拜物教”一词正是在“遮蔽”的意义上使用的。
而商品拜物教是指：人手的产物——劳动产品，是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所以劳动产品的最终的目的是用于交换。由此，看似人是通过自己的所生产的商品和社会产生着联系，但是其实劳动者的存在已经被无形中遮蔽掉了。因为商品这种被人赋予的交换价值，会被人们认为是商品自带的属性，好像天生就内具其中。以此，马克思指出，并不是劳动者在通过商品同社会直接发生着关系，而是商品本身在和社会发生关系，进而是掌握商品的资本家，才是真正进行着社会交换的人。由此商品被看作是同生产者本身“异己”的东西，所以才会导致将商品看似能脱离开背后的生产者，而独自进行着“流通”，从而备受崇拜。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商品和劳动产品的区别：“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晶。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2] p. 54)。”这一区分意在表明：只有使用价值才是是劳动产品自身自带的属性，能够满足人的直接需求，而交换价值则是在流通领域中，被人为附加上去的，并不以人的直接需求为导向。所以能满足人的直接需求的有用性，来源于物自身的天然属性，但是交换价值并不是物天生具有的：“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取决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 [2] p. 48)。”而“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者比例……例如1夸特小麦 = a英担铁”，所以交换价值本质上只是一种后天规定的交换尺度，并不是天然就内具在物之中。
通过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马克思进一步区分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的劳动与社抽象的劳动，即商品背后生产者的劳动也具备二重性特征。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来说，抽象的劳动由于它可以将自己内凝于商品之中，所以它可以产生价值；从劳动的有用性上来说，具体的劳动可以产生使用价值。所以可以说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也是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抽象的、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重视，而具体的、满足人的直接需求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则被遮蔽。使得人们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商品，忽略商品背后更重要的是他首先应该是满足人类直接需求的“劳动产品”。这就导致消费者会超出自己的需求，盲目地消费许多本身并不需要的产品，而生产者也生产出许多消费者并不需要的产品。因为产品的实际拥有者、资本家首先关注的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售卖”，而非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用性。即“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自己的产品能换到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 [2] p. 92)，正是劳动产品首先作为商品，而非有用的“物”被上产出来，商品便可以脱离开使用价值本身，成为人们所追逐的对象。
2.2. 货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是指货币(金、银)之所以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本是由于人类扩大化的跨地域的劳动产品交换才得以产生的，但是人们却逐渐把货币的这种职能，当作其自身的天然属性。即金银之所以能成为一般等价物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货币”，从而货币被“神化”，受到狂热崇拜。
但是马克思指出，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性质是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所决定的，一旦离开商品世界，货币并不具备这种“价值形态”( [2] p.77)，所以货币拜物教是在商品拜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论商品还是货币，更本原的是首先依托于人类社会才能产生。
他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2] p.106)，即货币本质上是从商品衍生而来的，即商品分化为商品和货币。
那么货币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货币拜物教呢？马克思对此回答，这同样是是货币的二重性所导致的。首先人们忽略了货币(金、银)本身作为商品的价值而只关注货币能够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价值形态，一种形式上而非具体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价值因此二重化了。除了当作商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例如金可以镶牙，可以作为奢饰品的原料等，它还由于它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取得了一种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2] p. 109)。”所以货币被单纯的当作是一个被单独抽象出来的“符号”，从而货币只是具有一种抽象的代表其他商品价值的作用。但是马克思指出物品的货币状态和该物自身是不能分离的。不能将商品的独特价值形态，剥离于物品而单独存在，并使之成为人类社会异己的物质。因为这些价值形态和属性是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赋予它的，这与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是类似的。
但是在直观的货币形式中，货币(金、银)首先作为一种商品的形式被遮蔽了，好像金和银天然地就是货币，而在在商品之前，货币首先同样是作为劳动产品被生产出来。对于这种遮蔽，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的魔术”( [2] p. 113)。所以，最终货币被商品所有者，从生产者那里剥夺开来，摆脱了最初的作为劳动产品以及商品存在的价值形式，被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天然等价物”而倍受人们崇拜，忽略了这背后更重要的仍是依赖于人的存在。
2.3. 资本拜物教
资本拜物教是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最终形态，同样也依赖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但是久而久之“资本”却被人当作“异己”的东西对待。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有其独特含义：资本是由劳动力成为商品后，通过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所转化而来的。但是在长期的商品流通中，人们误认为资本一经产生，其自身就是在不断增值，似乎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够自行增值的能力和属性，从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前提是“社会劳动力”本身，资本的增值是在劳动成为商品的前提下才得以可能的。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因为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无法购买到劳动力，则即使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也无法使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而货币不是天生就是资本，当它能带来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人”而非物。
那么劳动力如何能够是得资本增值呢，马克思对此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他指出，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和以往不同，不是以生产使用价值和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活动，而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他如此举例到：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 labour) ( [2] p. 251)，即通过延长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累积的奥秘。只是人们容易忽略，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才是资本的前提。
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还需要进入流通领域，剩余价值进入流通领域，则转化为了“利润”。在从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中，资本背后的人的因素被掩盖，而误认为利润是在交换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而资本则在“自行增值”。由此，忽略了在利润的背后，伴随资本增值的劳动力自身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资本的拜物教，只重视资本本身，而不重视劳动者。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和货币，而是一种由剩余劳动堆叠形成的社会权力，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3. 拜物教与异化劳动
正是从劳动产品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从而被被赋予拜物教的神秘性，商品才成为同生产者“异己”的东西反过来支配着生产者自身。导致这种“异化”现象的原因马克思认为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包含四层含义：1) 劳动者本应占有的劳动产品却成为异己的东西；2) 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3) 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想异化；4) 人同人相异化。
在交换过程中依据商品价值所形成交换关系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人们会忘记商品的交换关系其实是以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本末倒置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只为利益争夺和商品交换而存在，从而忽略自身除利害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所以，才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3] p. 89)。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长期的物质交换中，人作为“主体”被不断地“物化”，而物质关系本作为“客体”却被不断“主体化”了，并且物的有用性不构成人的劳动的首要目的，物的交换反而构成人的目的。
这种“主体的物化”必然会导致人反过来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控制，也必然会导致人迷失在物质世界中，自身所造之物越多，那么人的存在就会越加渺小。从拜物教出发，这些“物”反过来成为主人奴役着生产者，从而致使人的物化。而人的物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物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具体体现为：人背离自身作为社会的类存在物，而只是将自身的劳动的社会性抽象化为一种单纯以“物”为媒介的交换关系。但是人的存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存在，是一切普遍联系、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单单只是一种抽象且冰冷的交换关系足以概括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生活才是自己实践的对象，而非被生活所裹挟。对此马克思说道：“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所以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 [4] p. 96)。
拜物教下的劳动必然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则会导致人忽视人是直接彼此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而直接联系。生产者劳动的的社会性不在生产者自身那里体现，而是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资本家的买卖行为体现。
所以生产者虽然直接参与生产，但是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实质上不属于生产者本身，而是属于资本家。由此导致，生产者只是作为劳动力停留于工厂，而非完整参与整个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产品一旦离开生产线，就被从生产者手中剥离开来。而生产者自身也会忽略自身劳动的社会性，并认为自己劳动的社会性理所应当的需要通过资本家去实现。
4. 拜物教与人性的物化
在拜物教的影响下，人的劳动的社会性也会开始具有“拜物教倾向”，而马克思是是站在人性的角度来谈人的劳动的社会性的。提及马克思对于人性的看法，学界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过多谈及人性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并不关心人性。但如果我们深挖马克思著作的精神内涵，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旨归，就会发现，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提及人性问题，但是他的著作无不体现着对人性的思考，并且是以一个独到的视角来考察人性问题的，即人劳动的社会性。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自然的劳动的社会性被物化的交换关系所遮蔽，才导致了人性的扭曲。而人性恰恰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劳动中、在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实际的联系中、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被把握的。比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4] p. 97)。”
马克思与传统人性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人性是在人的“劳动的社会性”中来把握的。传统人性论一般将“人性”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等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脱离开人的劳动与劳动的社会性质来谈人性的。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人性，其实就是人劳动的社会性。因为完全离开人类社会的单个的“荒山野人”，在马克思看来也就谈不上人性的存在与否，只有在“人化的自然中”，即在人的社会自然中，才有人性的可能。对此，他说到：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2] p. 126)。
而拜物教之所以会剥夺人的人性，就在于拜物教会用商品、货币、资本的流通形式来代表劳动者本身劳动的社会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悄然产生了转变，“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2] p. 89)。
所以，人的人性原本是在劳动的社会性中直接体现出来的。但是，现在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掌握商品、货币、资本的往往不是劳动者本身，而是被资本家所剥夺。但是劳动者却不得不以这些“异己”的物为媒介，并且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人性本身也被异化了。“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 [4] p. 112)。
由此，掌握“商品、货币、资本”的阶级，也就掌握着定义何为“人性”的话语权。原本的人性是在人自由的通过自身劳动在社会中与他人发生着直接联系。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关系的表达，也必须被资产阶级所制定的规则所控制。然而“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自己的产品能换到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 [2] p. 92)。这也就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每一个社会分工参与者的劳动的社会性也必须与资产阶级所看重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交换比例挂钩，用货币来衡量关系的价值，而不是与人自身的人性直接相关。“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 [4] p. 150)，从而让劳动者失去支配自己所生产产品的自由，进而失去在社会中自由表达人性的自由，听命于资本家的控制。
构建社会关系本身是一件直接表达自身劳动的社会性的权力。但是，现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必须要听命于资产阶级的规则。资本家在意什么，社会中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中看不见人，看得见的只有资本家所在意和所制造出的供需关系。所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本质上演变为一种依赖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资本”的交换关系。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已经生活在这样的商品社会之中。长此以往，社会共同体将会面解体。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社会关系是脆弱的，这样的劳动的社会性是“伪劳动的社会性”。
因为，在拜物教式的生产中社会中的个体的存在是作为“手段”而存在而非目的，资本家是以个体的人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来衡量人的价值。这种个体的人作为社会分工的手段而非目的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对此马克思说到：“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p. 144)。”而这样的社会包含着必然的矛盾，因为听命运资产阶级规则的个人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总是难以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因为看起来似乎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建立在人互为手段，以私人利益为纽带的，即“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 [1] p. 202)。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命运共同体”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崇的是作为手段的个体的人的价值。然而，这并不是人性本然，而是资产阶级生产下人们被控制的必须通过交换、流通、购买才能实现的需求所导致的，只是长此以往，我们会误认为只有通过“商品、货币、资本”所表达的人性就是人的需求本身。
这样的社会只能使得人具有一种“伪劳动的社会性”，除了“交换”以外的关系，没有“命运共同体”存在的余地。所以，以交换为目的的拜物教式生产通过对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掩盖了劳动者通过劳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抑制了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劳动的社会性的自由表达，也即限制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要想摆脱人性被物化的命运，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扬弃掉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4] p. 97)。”只有当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人们面前直接表现为清楚明白的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种物化才会消亡。即只有彻底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才能摆脱拜物教，遏制人性的物化。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公有制经济的设想，通过改变我们物质和经济基础，改变我们生产的目的，从而改变人的意识，恢复人全面的人性，这是马克思给出的答案。
对于今天的人性的物化，马克思早就为我敲响警钟，如今生活在商品世界中的我们，或许会偶然批判物化现象。但是，马克思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即人的需求，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人的需求不应该被“商品、货币、资本”所控制。而这种控制并不仅仅来源于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控制，也来源于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通过抑制人劳动的社会性，实现对人性的控制。100多年后的我们，我们仍未放弃尝试，仍然有信心构建一个每个人真正自由的发展，不被掌握“商品、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所控制的，看得见真正人性的作为“真正命运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