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天下观”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嬗变和发展，内涵丰富，自称一派。不仅是古代中国人对外观念的集中表达，同时也涵盖了古人对已知全部文明世界的思考和判断和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和描绘。无论是地理、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表现出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主体性认知。通过梳理中国传统天下观形成脉络，分析其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观念呈现，对于理解近代以来传统天下观的消解、重塑与重新诠释，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中国进行对外交往和制定治国方略都有重要意义。

2. 传统天下观：以华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

在中国很早的典籍中，“天下”一词便多次出现，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在《尚书·虞书·大禹谟》中曾写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中庸》中将“天下”解释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礼记·曲礼二》中有：“君天下曰天子。”《诗·小雅·北山》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天下”具有多层面的内涵：首先，从地理认知来看，“天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疆域概念或空间观念，一方面“天下”包涵了中国古代人“天圆地方”的空间认知和世界空间结构，还有其“九州四海”的地域认知和世界地理范围，这就成为“天下观”的基本地理要素，另一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朝的统治者便是天下的统治者，“天下”代表着统治者及诸侯统治区域范围，国家包含在天下之中，这就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提供了基本的地理遵循；其次，从政治理念来看，“天下”是具有十分重要政治意义，在“天下”观指导下，形成有等级差别的政教秩序及其制度安排。在这个秩序结构中，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1]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子受命于天，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天下受命于天子，由此便逐渐发展出“治天下”的天下一统和大一统的理论；最后，从文化观念来看，“天下”从中心到四夷形成同心圆圈层结构，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 ‎[2] 。处在华夏地区的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文化发展水平高低，分成夷和藩，并强调“华夷之辨”，由此在政治上变产生了朝贡体系，进一步巩固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可见在古代时期，由于受到地理知识的认知局限，人们普遍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对天下的认识仅止于当时统治者所统治的疆域范围，对世界的了解并没有超出中原地区的范围。而存在于东南西北各方的少数民族，依据方位，则被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3] 。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明程度都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人们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有限的地理认知形成了一种“以华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的观念，把自己生存的地域看作是整个天下的中心。因此，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这种基于“华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华夷之辨”和“朝贡制度”在古代统治者及民众之中根深蒂固，这也将主张平等处理各国政务，国与国之间独立平等交往的思想拒之门外。直至清末时期，西方文化的到来给以中国人极其伴随两千多年的中华中心“天下观”强烈的冲击，传统“天下观”开始消解，并开始被后来的“万国观”和“世界观”所代替。

3. 消解与重建：“万国观”极其去中心化与“世界观”的形成

3.1. 中国中心的“万国观”

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来往，来到中国寻找市场和资源，但是当时由于中国的传统“天下观”根深蒂固，并已深深地嵌入中国统治阶层的意识中。在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时，常常基于华夷关系中“华夏为天下中心”的优越感，强调天朝上国和华夏中心主义。因此，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并不能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待，仍然使用朝贡制度与其相处，并称其为“蛮夷”。这就使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西方国家不能容忍，随着两者矛盾的尖锐化，西方便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由此，中国便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传统“天下观”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念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万国观”开始出现，而“万国观”极其去中心化产生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天下观”被消解的过程。

西方的侵略使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世界中的“万国”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并改造“天下观”为“万国观”。首先，这一点从中国人历代所刻画的世界地图上有着最直观的反应。在近代之前，中国所绘制的“华夷图”“广舆图”中，常常将中国的疆域描绘的特别广阔，而周边国家的位置则模糊不清，而这样地理空间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扭曲性，体现了中国在对外观念上带有浓厚的主体性思维和等级秩序。但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传入，林则徐编写的《四洲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以及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中，开始较为完备的介绍世界历史地理，这与之前所刻画的地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较以往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之后，西方传教士与国人相继创办报刊和译书机构，开始大量地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这也表明传统的“天下观”中的“华夏中心论”的地理认知开始被消解，中国人不再主观的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开始睁眼看世界，看万国，而正是万国的出现就为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打开了缺口。其次，这一点从中国统治阶层应对西方国家入侵的策略和方式上也有突出的体现。为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统治阶层开始使用经世致用的观念去应付社会冲突，同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将经世致用的观念应用于其中。相对于传统“天下观”，近代产生的“万国观”开始消解天下观中的华夏中心思想和华夷之辨，主要体现在：中国开始关注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认识到世界非常之大，而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个国家，并且正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这样的情况就伴随着中国转变“天朝上国”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上的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变化，中国在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改变了以往的方式和行为，不再突出中国中心的思想，形成“万国观”。

3.2. 去中心化的“万国观”

在近代，虽然“万国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天下观”，表明在当时提出的“睁眼看世界”使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只在地理上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并没有意味着完全上消解。“中国中心”的观念并没有质的改变，在人们的认识中仍然摆脱不了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固有意识 ‎[4] 。譬如，在试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在这里，中国仍然以“夷”来指代西方国家，表明此时的“万国观”还没有从本质上破除传统“天下观”之中的中心思想。

如果说之前的战争开始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改变传统的思想，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那么，中日甲午战争才是真正击垮中国人“天朝上国”思想的重大战争，至此也让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发生彻底转变，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在甲午战争之前，解体的主要是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地理的中心的“天下观”，而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残存着 ‎[5] 。正是在这一战争打击下，中国开始彻底意识到与世界上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包括与曾经隶属于中国“藩国”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差距，彻底击溃了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优越和自豪感。无论是以在地理认知上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还是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中心论”的全面瓦解，华夏文明优越论也被质疑被彻底否定，将中国从道德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拉下神坛。中国意识到自己只是世界上的国家之一，而不是中心，“万国观”开始去中心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观”的出现。

3.3. 融入世界的“世界观”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也有德国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崇的国际法也开始传入中国。因此，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开始形成并被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开始运用国际法知识处理对外事务。“世界观”与“天下观”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天下观”由长久以来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中心”的理念，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文化观念，是一种静态的华夏中心主义，认为“天下”是一种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坚持中国永远是天下的中心且不变。而“世界观”则是动态的世界主义，指处于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由西方国家所构建。从金观涛、刘青峰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中“万国”、“世界”、“国际”词条的检索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出，自1895年以后，虽然“万国”一词也有在使用，但“世界”和“国际”这两个词语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呈直线式上升，这表明，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世界”这一说法，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闭关自守不会使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走向世界，将自身置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随着世界潮流变通，才能长久稳固地立足于世界之中。

随着国家与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也开始由当初的被动进入世界到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顺应世界的发展的潮流，同时也主张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开始追求成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开始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外交来捍卫国家主权，这使国人的国家主权意识、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此，传统的天下观念彻底被抛弃，中国的对外观念得以“重塑”，成功完成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重新建立起具有世界意识的世界观。

4. 当代诠释：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4.1. 传统“天下观”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天下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内涵丰富，源远流长。作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思想传统，虽然在近代经历了消解、破产与重建，但却没有真正的消失在中国人的思想与实践生活中。在近代，随着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增强，存在于“天下观”中陈旧主观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朝贡制度被彻底消解，但天下观经过千年的嬗变和发展，其内容远远不止“以华夏为中心，视四方为藩夷”这一层面。《尚书》中的“协和万邦”、《周易》中的“万国咸宁”、《礼记》中的“天下太平”、《左传》中的“亲仁善邻”、《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中的谈到的“天下为公”等等，都是传统“天下观”的重要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关于“天下”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美好生活愿景，依然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世界情怀和对外交往实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开放包容的特质，使传统“天下观”展现出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近代固步自封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重新开始睁眼看世界，更深刻地明白开放包容的重要性。在近代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图强图变的仁人志士，他们继承“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主张。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主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的理想社会；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后写下《大同书》，将“大同”社会作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理想；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高举“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这些都是近代中国人民以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为求得天下共生、共存、共荣而努力的见证。

4.2. 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天下观”

经过百年奋斗历程，传统“天下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以“天下情怀”为内生动力，在当代获得了全新诠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传统“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完美邂逅，两者的结合被运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开创了对外交往的新格局，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说、“和谐世界”重要理念，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表明中国面向世界的程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世界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奋斗姿态。

当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国紧密，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5] 。积极推动形成新时代的新“天下观”。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天下观”的内涵被拓展到新的范围，涵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理论与思想，要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天下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高话语权和竞争力，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旨归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观”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相处理念的内在契合，使“天下为公”、“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执政理念自然而然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在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天下观”。

5. 结语

回顾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无论是从借鉴外来优势长处，到倡导中外互学互鉴，再到积极对外传播交流，还是从走向世界不脱轨、到融入世界应潮流、再到造福世界助发展，这都是中国自觉、自信、自强的深刻彰显，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造福世界的独特体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而新时代“天下观”就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