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异化一词并非马克思的原创,早在马克思通过异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之前,黑格尔就已经将异化一词引入哲学体系之中,通过异化来解释绝对精神的辨证运动。费尔巴哈通过异化揭示基督教的本质,他试图拨正被宗教颠倒了的人与上帝的关系。赫斯通过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本质,尤其是私有制条件下金钱对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接影响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异化现象分析,得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结合人的社会本质,在之后的著作中陆续提出了“交往异化”、“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经济异化思想,使异化理论不断落地,成为一种广泛用于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哲学概念。
2.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起点问题
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起点问题,实际上也直接关系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连贯性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作为费尔巴哈派批判黑格尔哲学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因此,在手稿中随处可见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式的概念和关系的“借用”。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明显痕迹成为阿尔都塞等人认定马克思在成熟时期抛弃异化理论的主要理由。
(一)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马克思在哲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因此,要探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起点,必然需要首先澄明黑格尔的异化思想。黑格尔将异化纳入其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之中,认为异化是绝对精神的辨证运动,是绝对理念和自我意识的中介,而劳动则是异化的关键环节。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的那样,自我意识的不断对立和斗争最终产生了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黑格尔指出:“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是自我意识,他的本质是为对方而存在或生活。前者被称为主人,后者被称为奴隶。”( [1]: p. 127)从主人方面来讲,因为主人拥有奴役另一派劳动的权力,因此其自我意识不需要与世界相对抗就可以获得闲暇,满足欲望,世界对它来说不再是需要与之斗争的客体,同样,主体也就不需要规定自身,如此一来,世界的客体性质在主人面前被隐蔽,而主人似乎拥有的自由也间接导致了其自我意志的衰退,无法通过与客体世界的对立斗争来确立自己。从奴隶的眼光来讲,尽管奴隶的自我意志不是完整体,其行动也听命于主人,但是,奴隶仍然主动面对作为他者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向去反映和改造世界,这种反映和改造的结果尽管不全然为“我”所有,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身上的劳动,通过这种改造,这种劳动,奴隶与主人不同,奴隶可以将世界作为他者与“我”进行区分,并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与他者的同一,这种同一尽管不是主动的,但也是不可避免地进行的自我确证。总的来说,奴隶将自己的劳动外化于物,此时,具有独立意识即奴隶异化为主人,而主人虽然最终占有物,但在此之前必须将独立意识让渡给奴隶,即主人异化为奴隶。可以看出,劳动在黑格尔那里是自我意识外化的关键,通过劳动,自我意识得以形成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因此,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活动,而且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劳动更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黑格尔认为“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 [2]: p. 189)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坚定地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也并不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全盘否定,尤其是黑格尔通过异化一词表明的主客观对立状态和劳动对人的创造性作用,事实上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集中阐发异化理论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直接影响。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异化的主体是绝对精神,但是在费尔巴哈看来,异化的主体是人本身,宗教神学中的上帝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人的本质与人相剥离,形成了独立于人之外的上帝。而上帝作为人的本质的投射,一旦独立于人之外,就会反过来统治和支配人自身,形成宗教。所以“上帝越是万能,人就越是无能,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 [3]: p. 58)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正确揭示了在现实社会中异化的主体不是上帝、绝对精神等在人之外或在人之心的东西,而在于人本身。在重新放置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之后,费尔巴哈也就正确地找到了向内寻找人的本质之路。费尔巴哈认为,“类”是指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所拥有的共同特性,他说:“类在无限多和无限多样的个体中实现自己,并且在这种实现里面显示其本质之无限性,”( [4]: p. 193)换言之,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简单相加并从中提炼出人的共同特性即意识,并进一步将其升华为理性、爱、意志力等等。费尔巴哈所寻找的人的共同特性是从孤立的个体中抽象出来的简单相加的共同特性,是对人的对象即上帝的特征的简单移植。其逻辑理路是:既然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是最高的实体,那么,上帝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上帝所拥有的就是人所共同拥有的,也就是理性、意志、爱的三位一体。费尔巴哈一反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思想,否定独立于人之外的精神对人的本质的统治性,将人的本质首先转移到人自身,这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沿着费尔巴哈向内寻求的正确道路,从劳动中发现人的类本质并随之发现人的社会本质具有直接作用。
(二) 围绕异化劳动起点问题的主要争论
正因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即异化劳动理论是直接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哲学而形成的理论成果,部分专家学者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产生了褒贬不一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甚至还带有些许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性质,因此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著作,应当予以抛弃,比如阿尔都塞就是这种主张的重要代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集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依然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不可以全盘否定,比如,亚当·沙夫就是这种主张的重要代表,由此也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一个争论问题,即带有明显人本学痕迹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否还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
阿尔都塞强力抨击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展开的批判,甚至是包括所有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都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 [5]: p. 17),而异化劳动理论不过是对黑格尔的劳动观念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观点的简单融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本质”的提法,就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带有明显人本学痕迹的有力证明。在《1844年经济学者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 [6]: p. 51)、“异化劳动使类同人相异化”( [6]: p. 52)等等,看起来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同人的本质相分离时,似乎是存在着一个价值悬设,如果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那么人的本质就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探讨的异化劳动依然是从人性这个不言自明的总前提出发的,这表明马克思仍然处于预定论的光环之下,尚未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进行深入分析。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在《手稿》中也还看到信念的存在,看到逻辑和推理赋予概念的含义,以及这种逻辑和推理本身的含义,即依然是哲学的含义。”( [5]: p. 131)
亚当·沙夫则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并且将消除异化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最终目的。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以人性为出发点的观点不同,沙夫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探讨除了偶尔会以人性作为出发点以外,更经常的是与经济学研究紧密相关,以对经济现实和生产劳动的分析为基础。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 [6]: p. 47),可以说,马克思在一开始就不仅是对要异化作出道德评价,进行道德假设,而是努力从现实中发现异化现象,分析异化根源。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后期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仍然能够在其著作中找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发的异化理论的原因。总而言之,沙夫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发的异化理论尽管带有不成熟的痕迹,但却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萌芽。
(三) 关于异化劳动起点问题的简要分析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本学痕迹,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也确实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之上赋予人的类本质以现实内容,并非是如黑格尔一样的精神思辨和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这种“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劳动”( [6]: p. 12)、“片面的,抽象的劳动”( [6]: p. 13)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因此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阿尔都塞坚决否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是认为马克思在揭示人的本质的问题上,一是仍然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对人的本质带有价值悬设的意味,二是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将人的本质用类来代替,又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沿着黑格尔的道路在人之外去寻找人的本质,而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向着人自身去寻找人的本质的真正所在。虽然马克思在揭示人的本质时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但是马克思的类并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对人的共同特性的简单相加从而得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爱等等,而是使其落地,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寻找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是因为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自然界本身就是人需要认识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实践来说,正是因为人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人才能够生存下来。相比于费尔巴哈从单个人的抽象中去寻找人的共同特性,马克思选择从人类本身的进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因此马克思所阐述的类本质更加现实具体,而不似费尔巴哈那般抽象。综上,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在人的类本质中的初步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开始了科学性和价值性兼具的马克思异化理论之路。
3.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连贯性问题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连贯性问题是指,马克思自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以后,他在后期思想的发展中是彻底放弃了异化思想,还是用更为科学的概念代替了带有人本学痕迹的异化概念?正如前文所谈及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连贯性问题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所带有的人本学痕迹密切相关。正是因为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起点是人本学的,所以马克思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后必然放弃异化概念,转而代之以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更为科学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同样如前所述,也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全然是人本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明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试着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角度分析异化现象,同时也正是因为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分析,让马克思意识到要想彻底消除异化现象,仅仅从劳动现象的层面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异化本身并不能够解释异化劳动现象,否则,异化理论就又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成了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还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层面去寻找异化劳动的根源,寻找异化本身的根源,而这也推动了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研究。
(一) 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的问题。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具体来说,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从1840年到1844年的著作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从1845年到1857年是马克思成长时期的著作,从1857年到1883年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而划分的依据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转变为科学的马克思。而诞生于人道主义马克思时期的异化理论自然也被阿尔都塞全盘否定,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过是“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 [5]: p. 1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下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些批判毫无超越性,这些批判是“一次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和抽象所进行的批判,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需要从抽象和思辨转变到具体和物质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总问题奴役的批判,因而也理应属于马克思在1845年与之决裂的理论总问题的一次批判。”( [5]: p. 17)也就是说,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对以前的信仰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而“以前的信仰”也包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学异化观。如此一来,后期建立了新的科学的世界观的马克思自然需要对以前的意识形态术语、概念予以全部抛弃,从而形成了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需要注意的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就是指马克思对以前的人道主义时期术语、概念及其内涵的全部抛弃,而非发展、超越和扬弃。阿尔都塞指出:“在1842年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问题式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问题式。”( [5]: p. 25)显然,阿尔都塞依然是在指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重复不仅表现在对其术语的借用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借用。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是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上对劳动的探讨,其出发点是“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等价值悬设,马克思依然试图从思想中推导出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原初模样,其异化劳动思想毫无新意,还是“本质—异化—复归”的先验论逻辑,“这还是那个神性的堕落故事。与上帝同在的初民是干净无垢的,只是由于魔鬼的诱惑才失身于罪恶。”( [7]: p. 68)
总而言之,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就是由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人道主义化,而人道主义是反科学的,既然马克思是科学的就必然需要反人道主义,需要对以前的思想全部予以清除而非有所保留的扬弃,如此前后思想必然发生所谓的“断裂”。但是,将马克思划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本就是阿尔都塞的创见,以此为出发点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削足适履的考究必然会得出两者不相容的结论,而“断裂”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人道主义时期内,同时也由于异化理论本身逻辑起点的人本学色彩,导致马克思必然会在科学世界观建立之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学的异化理论予以全部舍弃,代之以更为科学的,精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以及思想。因此,异化理论的前后不连贯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断裂”。
(二) 亚当·沙夫“异化中心论”问题
沙夫认为,异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支柱性地位,不理解异化理论就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沙夫既反对德曼十分肯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地位的“顶峰论”,也反对阿尔都塞全盘否定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论”。在沙夫看来,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论调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炮制出来的,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比如仅承认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就会使马克思在后期对科学规律的发现隐藏在早期价值领域,而这样做就是有目的地利用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早期价值论判断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一来,如果想反驳马克思主义就会简单得多,直接从另一个道德体系中反驳就可以了,但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科学的客观规律的发现之上,那么对马克思的反驳就困难得多。
沙夫认为“大思想家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思想家毕竟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 [8]: p. 66)在沙夫看来,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都具有整体性,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证明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关键在于方法论的选择。沙夫认为应该运用历史的方法,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去研究和评价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是否具有价值意义,因此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价值的考察,沙夫认为应该从《资本论》中去分析。根据沙夫的分析,在《资本论》中以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出现的新术语并不是对早期异化思想的抛弃,用某个术语是否在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反复出现来证明该术语的连贯性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沙夫认为,拜物教理论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异化理论。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将异化理论具体运用于考察商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它的存在本身就有力的证明了成熟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异化理论,反而以其为基础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1844年经济学哲学基础》中的异化理论本身就是从对经济现实和生产劳动的分析出发的,是马克思整个异化理论的基础,尽管可能此时马克思还受到人本学的影响,异化理论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后期所有有关异化理论的表述都能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萌芽。因此“那些拒斥异化理论并将其作为不成熟的观念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中剔除出去的做法是对异化理论的彻底误解和对马克思晚年著作的无知。”( [9]: p. 195)
(三) 关于异化理论的连贯性问题的简要分析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具有连贯性。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思想既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突然转弯,作为对现实的反映,思想一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提出来以前,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蕴含着异化思想。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到异化劳动、经济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着十分明显的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逻辑。
事实上,在1841年,马克思通过致力于对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的写作,特别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文章中,当需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时,马克思意识到,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口号,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法”和“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现实生活或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通过运用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与莱茵省议会展开了相关辩论,但是在辩论过程中马克思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发现,黑格尔法哲学并不能驳倒如此不理性的莱茵省议会的相关法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发现,法律并不如黑格尔所言的那样是理性的代表,法律规定着社会生活,相反,法律只维护部分人的利益,仅仅停留在法律的层面去为穷人作辩护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从这里,马克思发现,不是法律规定着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规定着法律。因此,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性不能规定社会生活,诸如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等社会价值问题的解决方法无法从理性中得到答案,从这里开始,促使马克思走向首先“来到人间”的费尔巴哈,从社会生活出发去寻找根源。
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清楚的意识到决定国家、法、道德的是现实生活,想要解决国家、法、道德的问题不可能就从它们本身,而应当从它们的根源去解决,而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当时,马克思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生活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私有制、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国民经济的现实出发,通过两条线索即“一是显性的出发点,那就是马克思自己一再明确强调的从经济事实出发,包括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二是隐性的出发点,那就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并把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当成是人的本质”( [10]: p. 57),其思想也就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将宗教异化进一步推进到政治异化,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政治国家就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形式;二是异化劳动,马克思通过分析国民经济学理论包含的“二律背反”,发现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得出劳动的特殊形式即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异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本质异化成上帝;将自己的精神活动异化成哲学、文艺、道德和共同意识;将自己的经济活动或产品异化成商品、货币和资本;将自己的社会活动异化成国家、法律和社会结构等等。
同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生产力及其所决定的分工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在原始社会中,人的劳动更趋近于动物性,是与动物无异的本能行为,处于一种原初状态,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其他生物一样为了保证自身的肉体存在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的中介性活动,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剩余,人类社会出现了交换。从这里开始,当自然的劳动扩大到整个社会时,自然劳动就具有了专人生产,相互交换的分工劳动的性质。马克思说:“个人向来是以自身为出发点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生活的现实过程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何以成为独立的、与他们相对立的存在?他们自身的生活力量何以变成统治他们的力量?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由于其发展程度依赖于当时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分工。”( [11]: p. 67)分工本身就蕴含着劳动资料在不同的人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就决定了分工是否合理自愿,也就最终决定着分工下的劳动是否合理自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固定在流水线上,分工看似是工人自己能力所决定的,但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门槛的降低,劳动能力不是决定工人劳动岗位的唯一因素。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分异化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私有制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一书中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考察,将仅停留于劳动现象的异化理论进一步深化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并借用宗教中“拜物教”概念用以阐释。首先,在对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认为“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 [12]: p. 88)商品交换过程一旦失败,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其次,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过程多了货币这个中介,一切商品除非可以转变为货币,否则没有“价值”,自己的劳动得不到社会认可,自己得不到社会的确证。人们对商品生产的目的产生了转移,生产交换商品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逐无限多的货币。无限多的货币使商品生产者进一步误入货币的陷阱,看不到货币的产生和增殖都与人相关,与人的劳动相关,误以为货币增殖是货币本身的魔力,产生了货币拜物教;当货币被生产者继续投入生产过程中时,一种比货币魔力更大的“魔鬼”产生了——资本,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通过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自己赋能,被工资掩盖了的剩余价值使人们在“资本自己增殖”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产生了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人们在自己创造的现象世界中看不到人本身的存在,在对象物的统治下人的自我异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关系,将异化思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之中。从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开始,工人与资本家的地位就是不对等的。交易之初,资本家用工资掩盖了剥削实质;工人劳动过程中,无偿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最后,工人要想继续生存,获得最必要的那一部分还必须不得不再次进入市场,继续维持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关系,沦为资本的附庸。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批判程度不断加深,并且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异化的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因此不管是阿尔都塞的全面否定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认为后期经济学理论与早期思想无关,甚至早期思想是后期理论批判的对象,还是沙夫力图用异化思想统一整个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异化——异化消除”理论都有失偏颇,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4. 简要的结论
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与异化理论本身逻辑起点的双重性和其公开发表时的时代背景复杂性密切相关。
异化理论首先产生于马克思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时期,思想已经超前,却没来得及找到合适的术语形式以概括新思想的内容,所以造成了异化劳动理论表面上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形式,但实质上已经是马克思初步接触政治经济学的结果。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逻辑前提的劳动并非一般劳动而是异化劳动,所以造成了国民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割裂,而这就至少能够表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因此,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定位于人本学光环之下的“离太阳升起的最远的著作”是不合适的。同时,马克思的“类本质”也不全然如同费尔巴哈那样将各个人的共同本质简单相加,因为这样一来,人就不是动态的具体的人,而是静态的不变的类本质,具体的人在人的本质中同样被抽象掉了,而这样的结局不过是建立另一种形式的宗教,重新跌入形而上学的陷阱之中。马克思的类本质与其不同,马克思的类本质不是将各个具体的人进行抽象,而是已经开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人的共同特性,并从这种共同特性中表征出人与自然物的区别,划分人的外延;表征出人与人的区别,确定人的内涵。因此,与其说马克思异化理论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不如说马克思异化理论逻辑起点处于转型期,手稿中部分概念的不完满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政权已经建立,斯大林式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人有一定程度上的忽视,导致本身就具有直接的人的因素的异化理论迟迟得不到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对待,这反而给了西方社会用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所谓“人学空场”的武器。所谓人道马克思和科学马克思的两极划分,更是人为造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必然断裂,潜藏着“用马克思反马克思”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十分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最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两篇文章中的政治异化、宗教异化思想,再到1844年初步接触国民经济学,得出异化劳动的结论,以及《穆勒笔记》中从异化劳动现象背后找出社会交往关系异变的交往异化的思想,后期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的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思想,无一不反映出所谓客体与创造其的主体之间的对立敌对状态。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在后期政治经济学相关著作中少用异化一词就表明其放弃了异化思想,从“异化”到“拜物教”的转变,只是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希望其达到的目的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已,可以说存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但是不存在思想中断的情况。
异化理论之所以能够重新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因素以外,还因为异化理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在发展,社会异化领域不断扩大,技术理性、数字劳动、生态破坏等时代问题需要对其作出新的阐释,技术异化、数字异化、生态异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应运而生。因此,对异化理论相关争论问题的正确认识,无疑对我们科学解决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