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古希腊哲人中，苏格拉底无疑是最知名的一位。作为雅典城里最有名的哲人，他热爱智慧，并积极地寻求智慧，却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智慧，更不像智者那样贩卖所谓“智慧”，而是跟雅典城中各等级、各行业的公民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就是一种辩证法，其本质是一种哲学教育。可以说，苏格拉底的生活本身就是哲学，他把一种身体力行的哲学教育贯彻始终。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以下简称《申辩》)中，苏格拉底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理念、教育理想以及对雅典公民的忠告，对于今天的我们理解哲学和哲学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
2. 苏格拉底之死与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哲学事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与苏格拉底之死相关的历史背景，以把握此事件的历史意义，进而理解此事件的哲学意义及其与哲学教育的关联。
苏格拉底之死的大致经过如下：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告上雅典法庭。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是不敬神明，二是败坏青年。于是，雅典当局组成了500人陪审团来审判苏格拉底。在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强调他并不是为自己而申辩，而是为雅典全体公民进行申辩，他的申辩既遵循了神的意愿，也遵循了法律的规则：“一方面，神愿意怎样，就怎样发生吧，另一方面，我要遵守法律来做申辩。”( [1], p. 70)无论苏格拉底为谁而辩，无论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否合乎神明的意愿和法律的原则，这场申辩都没有使他免于死刑。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人一生未曾作恶，致力于追求智慧和改善雅典同胞的德性，其结局却是死于自己同胞之手，这无疑是一个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证实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而得罪了一大批雅典各界名人。正因为苏格拉底对神明的信用是虔诚的，对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深信不疑，他才想方设法去亲身验证这一神谕。他同享有智慧名声的人逐一对话，然而，那些名人往往名不副实，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下不能自圆其说。这些人中不乏有权势者，他们或者本身就是政治家，或者可以凭借其极高的社会地位左右政局。二是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他并没指望博得陪审团的同情，更不打算奉承陪审团成员，因为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哲人，知行合一，即使在被审判时，仍不忘对陪审团进行教导。苏格拉底把雅典法庭当成了一个大型哲学教育现场。无疑，对于陪审团的成员们来说，苏格拉底这种居高临下和“好为人师”的态度会令其大为不悦，他们把苏格拉底对正义的坚守视为桀骜不驯，把苏格拉底的谆谆教导视为对陪审团的恶意抨击，这就是他们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除了上述两个表面的、直接的原因，苏格拉底之死显然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与政治和哲人的冲突有关。从政治哲学演化史角度看，古典政治哲学并非纯粹理论，而是与实际发生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2], p. 66)；古典政治哲人也不是书斋式学者，他们的哲学源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冲突，他们本身就是对这些冲突给出明智的裁决的“最优秀仲裁者”( [2], p. 68)。在苏格拉底时代，民主政治衰败，寡头政治崛起，这雅典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因此，苏格拉底决心做一只牛虻，以时刻警醒昏睡的雅典公民。然而执政者不可能因苏格拉底的哲学教化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通过一番政治运作和舆论宣传，把苏格拉底树立为雅典的人民公敌。因此，怀有私心政客和不明真相雅典公民一起，以民主的方式——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之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所从事的哲学教育是一项批判性的事业，而其批判的锋芒直指他所在的城邦中的政客和公民。无论是对城邦各等级公民智慧的检验，还是对陪审团的教导，都是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体现。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培养公民批判精神是其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但富有批判精神的人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在民主政治日趋没落的雅典，若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必然会四处树敌。因此，哲人与政治的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毋宁说，这种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其实质是雅典寡头政体与培养公民批判精神的哲学教育目标不兼容。
3. 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批判精神。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判精神呢？
首先，在公共领域要说真话。雅典人在法庭以及其他公共场合有一套习惯的言辞，即“刻意修饰的辞令和名目”( [1], p. 65)。但苏格拉底对这一套修辞很了解，但他不愿意使用，因为这种修辞因过于偏向演说效果而有损真理。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申辩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演说者的德性就是说真话”( [1], p. 67)。在苏格拉底看来，说真话是拥有德性的开端。因此，哲学教育就是一种教人“说真话”教育。虽然说真话会得罪人，但说真话和倡导说真话恰恰是苏格拉底从事哲学教育的基本方式。与其说苏格拉底是在为自己和哲学做辩护，毋宁说他是在为自己从事哲学教育的方式做辩护。然而，苏格拉底最终无可奈何地发现，雅典的公民们宁愿他在智者们身上花很多钱，去学习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也不愿意跟随精通德性的哲人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公民。
其次，要追求整全的知识。这一点与“虔敬”有关。在古希腊，各城邦的公民都信仰神明。苏格拉底之所以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说真话，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哲学活动是遵循神意而为，也就是“虔敬的”，对所有雅典人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3], pp. 87-95)。苏格拉底以及一切真正的虔敬者会认为，相对于神明的无限智慧来说，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因为任何人相对于神来说都是有限的。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人知道自己知识的界限，承认自己的无知，唯有如此，才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无知的。虽然，许多人掌握了某一领域专门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只关乎生活的某一部分，一个人若为自己专业或职业所限，就会把部分知识误判为整全的知识，从而遮蔽整全的知识，而整全的知识才是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智慧，这种智慧指引人们关心“城邦本身”( [4], pp. 158-171)。“城邦本身”即城邦总体，而非城邦的某一方面。城邦就是大写的人，整全的城邦是有整全的个人构成的，整全的个人必然具有健全的灵魂。因而，唯有灵魂健全者——哲人或接受过真正的哲学教育的人——才可以获得这种智慧。
再次，要关心自己的德性。苏格拉底明确地指出，雅典人已经堕落了，因为他们“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财产、追求名声和荣誉”( [1], p. 108)。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并不来源于金钱。反之，金钱以及人类的一切其他的善，无论是个体之善还是城邦之善，之所以是善的，都是因为其具有德性( [1], p. 109)。联系当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断地提醒雅典公民不要沉迷于追求金钱而忘记德性，主要是为了抵制寡头政治的恶劣影响，因为寡头就是富有金钱而缺乏德性的人，他们凭借财富而非德性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然统治者重利轻义，又怎能指望一般民众重义轻利呢？因此，在寡头治下的城邦，若是没有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不厌其烦地对公民们进行哲学教育，其公民们无疑会成为金钱和权势的亲密朋友，跟德性与真理渐行渐远。
以上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些教导自然不会让雅典人高兴，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缺乏德性，他们虽然可能暂时被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暂时刺痛，却不愿反省自己的过失，改善自己的德性。苏格拉底对此洞若观火，他说道：“我很难赢得你们，不是因为缺少语言，而是缺乏勇气和无耻，我不愿对你们说那些你们最喜欢听的话，我不哀悼，不悲恸；不做也不说别的很多我认为不合我的品性、而你们习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那些。”( [1], p. 134)但是，身为城邦的牛虻，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教化广大雅典公民的机会，知其不可为之，这体现了其哲学教育的高贵使命。
4. 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使命：让哲学在政治生活中发生
根据雅典人的观念，城邦是一个共同体，公民在其中和谐地共同生活着，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但是，政治现实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观念。在实现和谐的公共生活这一问题上，“城邦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 [5], p. 57)。每一场派系斗争，每一次政治冲突，都会使城邦陷入混乱。但这还仅仅是表象而已，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城邦既要有足够的权力，又要让公民有足够的自由，显然，这两个目标难以完全契合，只能在对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因此，哲学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建构“正当(right)或正义(justice)”的公共生活，以实现这种平衡( [5], pp. 58-59)。苏格拉底深知要完成这一使命，不仅需要哲人，而且需要城邦中的公民，都拥有足够的智慧与德性。哲人也是城邦的公民，哲人应当把哲学传播给城邦大众，让民众关心真理与正义，关心自己的灵魂与德性。唯有坚守真理和德性，才可以拥有健全的灵魂，才可以更坚定、更有效地维护城邦的正义。因而，苏格拉底在其申辩的尾声——也是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振聋发聩、震古烁今的呼声：
“雅典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敬，爱你们，但我更要听神的话，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能够做，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要激励你们，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说我习惯说的话：‘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 [1], pp. 107-108)
苏格拉底在这里强调的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城邦来说，财富和荣誉都只是外在的东西，灵魂之善与城邦之正义才是我们应当关心和寻求的内在本质。唯有公民关心善与正义，哲学才能够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发生；否则，哲学只能停留于书本之上和言辞之中。
面对无动于衷的雅典同胞，苏格拉底语重心长地说道：“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事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 [1], p. 142)苏格拉底的申辩没有改变公民大会最终的判决，这体现了哲人的理想与城邦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表明哲学未真正在当时的雅典发生。因此，当苏格拉底自知挽救雅典公民的德性无效时，他坚毅地向陪审团宣布，自己的生活是哲学生活，自己的一生值得的。根据色诺芬的记载，面对这场让苏格拉底付出生命代价审判，苏格拉底曾说道：“无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自己是没有理由因此而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 [6], p. 195)在苏格拉底心中，城邦的正义远比个人的生死重要的多，如果自己的死亡能够让雅典公民有所警醒，从而让哲学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使城邦更加和谐有序，合乎正义，让雅典公民关心德性甚于关心财富，追求智慧多于追求名誉，先公共利益后个人恩怨，则自己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申辩》中，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不是空洞地“言传”，而是切实的“身教”。面对强权，他从未退缩；对于自己的城邦，他从未停止批评；当雅典公民误解了自己甚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时，他想到的不是怎样保全性命，而是真诚地对民众进行哲学教育。直面不义，泰然迎接最糟糕的结局，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震撼人心的哲学教育，体现了哲人对自己哲学理念的坚守。
我们之所以把苏格拉底之死看作一个哲学事件，是因为苏格拉底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哲人对生死的超然态度。死亡对常人意味着一切都终结了，而对哲人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虽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爱智慧不仅不能给哲人带来财富，反而会给人带来灾难，苏格拉底却从未后悔过。因为，一方面哲学是生命之学，学哲学就是在有生之年不间断地致力于自己德性的改善；另一方面哲学也是死亡之学，学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让人相信真理与德性不朽，不会随肉身的毁灭而烟消云散，因而在面对死亡时可以泰然处之。归根到底，我们唯有领会了死亡的意义才会更珍惜自己和他者的生命，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当代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最后，我们需要重视的是，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教导雅典公民要关心自己的德性和城邦的正义。德性关乎我们自身人格的完善，正义关乎我们国家的发展，因而德性与正义也应当是我们当今哲学教育的重要主题。虽然我们的时代在各方面都迥异于苏格拉底的时代，但哲学和哲学教育的核心理念自有其内在价值，它们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光芒。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识学与现象学语言观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9BZX074)；海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哲学视域中的唯识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HNSK(YB)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