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史密斯（2003）建議，我們可以用傾向來理解其他可能性，並以此解消法蘭克福（1969）對其他可能性原則提出的挑戰，文獻上稱此進路為新傾向論。根據史密斯，在法蘭克福的案例中，行動者的其他可能性只是被干預者遮蓋，而不是被干預者消除。而這就顯示出，行動者仍舊保有其他可能性，法蘭克福的案例並不是其他可能性原則的反例。科恩與韓福德（2007）反對史密斯的論點，他們指出，在不承認內在遮蓋者的情況下，史密斯的新傾向論將無法解消某些法蘭克福式案例，對其他可能性原則的辯護並不全面，所以並不令人滿意。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論證，科恩與韓福德對史密斯的批評並不完全成立，因為他們的批評預設了有爭議的傾向的條件句分析理論。